机械工业部机关贯彻《中央国家机关住宅公务电话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7:28:09 浏览:963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机械工业部机关贯彻《中央国家机关住宅公务电话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
机械工业部机关贯彻《中央国家机关住宅公务电话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
1997年11月24日，机械部
机械工业部机关贯彻《中央国家机关住宅公务电话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
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国家机关住宅公务电话管理暂行办法》〔（97国管财字第199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部实际情况，制定如下贯彻实施办法。
一、部机关要严格按规定安装住宅公务电话。司局级以上干部（含司局级，下同）和经批准的特殊工作岗位人员可安装住宅公务电话。
特殊工作岗位人员暂定为部领导秘书、党组秘书、部长办公室正副主任、交通处处长、部保卫处处级干部及主管机要和主管新闻工作的处长。
二、以上人员现有的住宅公务电话办理公产私用手续，过户给个人（所有权仍在部机关），由本人自行交纳月租费，部机关每月按级别给予一定的补助，包干使用，超额自付。
补助标准：部级领导110元；司局级干部80元；特殊岗位工作人员50元。
所需款项由部机关现行住宅公务电话开支渠道解决，定期发放。
三、夫妻双方均符合安装住宅公务电话条件的，原则上只能安装一部住宅公务电话。
住宅公务电话安装时，由部机关配备电话机一部，今后话机更换费用和因住房调整的移机费用自付。
四、新提的司局级以上干部需要安装住宅公务电话的，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由机关服务局负责向市话局申请，视机线情况逐一解决，并办理过户手续。已自费安装住宅电话的，电话安装费给予报销。
特殊工作岗位人员安装住宅公务电话，均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报机关服务局按有关规定审批办理。
五、安装有住宅公务电话的人员，职务或工作岗位变动时，从变动的下一个月起，相应调整住宅公务电话补助费。工作变动后新任职务不符合安装住宅公务电话条件的，住宅公务电话应予收回。如果本人愿意保留，可按现行市价的60％交纳安装费，电话过户给私人，单位不承担任何费用。
六、符合安装住宅公务电话的入员因故离开部机关或去世，住宅公务电话收回。如果个人或家属愿意保留，可按现行市价的60％交纳安装费，电话过户给私人。
七、在本办法印发之前已由部机关公款安装了住宅公务电话，现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安装住宅公务电话条件的部机关正处级于部，电话办理公产私用手续，过户给个人，暂不收电话安装费，月租费自付，若因故离开机关，则按第六条原则办；副处级以下干部（含副处级）用公款安装的电话，电话由部机关收回，如果本人愿意保留，可按现行市价的60％交纳安装费，电话过户给私人。
八、移动电话机关原则不配备。确因工作需要，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报主管财务的部领导审批后报机关服务局备案方可购买。
九、按规定标准发放的住宅公务电话补助费不属于补贴、津贴性质，不计入个人的工资总额。
十、离休、退休人员，按照上述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部在京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十二、本办法由机关服务局负责解释。
十三、本办法从1998年1月1日起实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论
高 原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何谓“非法”，法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1]当然，对于法律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国内法，也应当包括该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在内。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法治观念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与具体条件和要求不同，目前也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我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基本上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涵与特点，在本文中我也将使用这一概念。
大家普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起源于美国，并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14年通过对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诉讼中适用，然后又通过一些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延续至今。期间尽管遭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适用。当然，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也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由于美国并不是通过成文法来详细、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宪法性权利”的相关规定形成警察机关在刑事调查收集证据中应当适用的规则，并通过判例的形式确定了未适用该规则所取得的证据将会被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以促使侦查机关能够予以遵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对证据的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作出定义，而且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分别以法律的形式给证据作出了分类并分别分为七种类型，而且尽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并不能因为有这些规定就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作出了“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类似规定，但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完整，再加上限于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单独依靠司法解释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和主要目的都是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与收集行为，也就是主要涉及到侦查机关（在我国主要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力予以约束。因此，我认为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所以我们必须对该规则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一定必要的回顾才能明白其内容与意义。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中，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在其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然后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于对宪法的维护以及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的角度来考虑，应当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3]当然，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针对非法搜查与非法扣押行为，而且并不是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特别是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4]从而使得美国各州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当然这些都还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如果扩展到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也走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路，通过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直接被称为米兰达规则）。[5]由于米兰达规则已经不再只是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是针对警察机关的讯问行为，因此可以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尽管期间也产生了一些争议，但是也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具更加合理与完善，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调查证据时的行为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美国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为依据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所以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及第十四修正案等规定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其次也包括违反一些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取得的证据。美国的证据法并未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那样对证据明确分类几种形式或类别，因此也无法将美国的证据与我国各类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证据进行简单的直接的比较。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6]也就是说，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主要保护的是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权利，而且主要涉及的证据调查方式主要为逮捕、搜查与扣押，除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外，也主要表现在对实物的获得上。如果没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进行的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使用。而对于无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尽管很有可能因为取证行为的违法而被排除，但各自也有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例外；对于有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也不能全部都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能排除，除非逮捕、搜查或扣押的行为必须符合令状的要求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得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果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的规定，利用强迫、威胁、引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被告人自己承认有罪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使用。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所得到的证据主要是指获得的被告人的言词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美国在保护公民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宪法权利时有一个著名的规则就是米兰达规则，违反该规则的后果是该证据将被排除使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特别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而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为在一些关键的程序中[7]，如果警察侵犯了被告人所享有的这项权利，那么在这些程序中所获得的证据就应当被排除。此外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任何州都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就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各州管辖区内也不得拒绝给予各州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所以美国宪法中对于人权的基本保护，各州应当予以适用。
除具有合理的理由或法定的例外情形外，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方式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应当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在非法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中获得的其他证据、或者是发现了其他的证据线索并且通过该线索发现的其他证据是否也应当予以排除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还形成了“毒树之果”相关理论和规则，对于“毒树之果”一般应予排除，但并不是对所有的这些证据都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条件，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决定该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也较复杂的理论，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介绍。
当然，任何规则都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统一运用，美国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自己的例外，例如善意的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必然发现例外、独立来源例外，以及一些程序性例外，等等。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的取证方式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华尔兹教授就对独立于逮捕的搜查和扣押总结出六种最为重要的例外，分别是：紧急情况、车辆的搜查、对危险嫌疑人的“紧追”、对官方保管物品的搜查、“一眼看清”原则、边境搜查。[8]而且每一种例外都有较为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通过这些例外，基本上能够解决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带来的负面作用，满足警察机关正常刑事侦查与打击犯罪的需要。但值得强调的是，所谓的例外当然并不是通常发生的情形，这与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证拘传、无证搜查、无证扣押等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了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规则，是与美国特别注重保护人权是分不开的。不论是从非法证据最初的建立还是以后的发展，其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国家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利用权力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排除这些可能在事实上是真实的但在程序上违法的证据可能会放纵犯罪，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美国人似乎并不认为可以通过牺牲宪法以及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条件下达到对某个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甚至从反面来鼓励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宪法权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与美国的审判制度有关，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把那些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避免这些不能使用的证据对陪审团造成不利的影响，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判。
三、 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相关规定
（一） 德国。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主要来自美国宪法修正案及美国最高法院依据这些修正案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不同，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主要是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可以采用，而且把证据的排除区分为违反了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与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两种情形来处理[9]。例如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的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0]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作出规定，所以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法院和大多数学者都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采取个案处理的态度，不能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同时德国一些学者也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予认同。[11]并且总结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可以排除，这些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通常是被告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3、证据的排除必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服务的；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12]而对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及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予以较多的排除。[13]
（二） 日本。在日本，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而是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且一般也认为以1978年审理大阪冰毒案开始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4]关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三种，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称司法无瑕说）及抑制效果说。在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先生看来，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也有二种观点，一种为绝对排除说，一种为相对排除说，在相对排除说中又依据一些条件或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并不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两个证据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15]虽然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一些证据的适用，但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例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予以排除时所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再决定，我认为值得深入的研究与借鉴。
（三） 英国。英国与美国虽然同属普通法系，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实践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来看，英国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规范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以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与美国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观点显然不同。其次，尽管英国也通过一些案例的审判来形成一些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但也制订了一些法律来进行具体规定，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对非法证据的处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中规定，如果被告人声称其供述是在被逼供或者基于他人言行在特定环境下影响到可靠性时，此供述将被法庭排除使用，除非公诉方能够证明此供述不是在上述情况下取得的。该法第七十八条第（一）、（二）项也规定，在任何诉讼中如果法庭采纳公诉方的证据将对该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时，法庭可以拒绝采纳该证据，而且这一规定不妨碍其他任何法律规则要求法庭排除证据。[17]从该法律条文来看，在排除不正当证据的使用方面，法官似乎被授予了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他们更加倾向地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证据是非法或不当取得就应当予以排除[17]，这与美国对非法证据大多数予以排除的作法也有很大差异。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即使被告人的供述因取证行为违法而被排除，但从供述中取得的任何其他证据都可以采纳，也就是说从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而取得的其他证据并不予以排除，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8]这与美国的作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其他国家刑事诉讼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限于资料掌握与本人水平限制，本文就不再予以介绍。
四、 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和建议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5种强制措施中，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外，其他4种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公安机关仍然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可以搜查。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评价在何种条件下侦查机关才可以对公民的通信信息进行检查或收集，而且也仍然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尽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规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我国的刑事法第九十三条却只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享有这项权利。尽管我国三大诉讼法尽管都对证据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但却多数是原则的规定，并没有对证据是否可采确定一定的适当的标准，既不能对证据的收集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引，甚至对一些非法取得的证据都予以采用从另一个角度放纵甚至是鼓励通过非法方式取得证据。如果说美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遏制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侵犯公民权利，那么我国对非法取得证据的采纳不仅鼓励了这种通过不法侵犯公民权利来取得证据的行为，而且在事实上也产生了因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的错误裁判，并使得一些无辜的公民受到刑事处罚，损害了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国证据法律制度的学习与借鉴以及履行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刑事证据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的一大特点是太过于简单与粗糙，很多内容都只有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使得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证据的方面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并以此来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证据的司法解释中，最为集中和全面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8年9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规则。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如果采用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又无疑会放纵甚至是鼓励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遭受侵害。那些认为对非法证据不予排除，而对非法取得证据的侦查人员按照非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影响程度等因素给予相应的惩罚或制裁甚至是予以刑事处罚的观点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两者都可兼顾：既能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并惩罚犯罪者，又能通过给予非法行为人相应的处罚以引导侦查人员采用合法的方式来取得证据，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在刑事强制措施中也没有一个中立的机构来审查是否必须采用某一强制措施，也鲜见有侦查人员因收集证据违法而受到任何制裁的，而且在法院相对不独立的情况下，鉴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目的的高度一致性，也无法保障公民权利能够切实得到相应的保护，所以我认为应当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来确保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从而遏制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对公民基本人权的漠视与侵犯。当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后果，也就可能出现审判的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问题，但我认为放纵一个（或一些，当然只能是很少数）罪犯总比侵犯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更好，我们不能因为要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我们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上，应当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力争使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证据分为以下七种类型：（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这些分类与外国的证据法规定有些不同，至于这种分类是否合适本文将不予探讨，但所有这些证据类型都有可能通过非法行为取得或造成，例如把通过非法搜查来的物品进行刑事技术鉴定后作为证据，在没有取得令状也没有经过谈话者同意的情况下录制的视听材料，等等。我在本文中不单独对各种证据非法取得时如何处理进行探讨，而主要是分为两类来简要论述，其一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其中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也扩大到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其二是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论是非法取得的物品、文件、书籍、视听材料、现场照片或录像，等等。至于主要内容，我将结合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九条）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文来进行简要探讨。[19]首先，该草案第二十七条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限定于刑事诉讼中，我认为这与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与意义是一致的，我也同意这种限定范围。但我对限定于“警察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情形”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我国宪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过于原则，有些权利根本就没有规定，例如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辩护的权利应当是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权保障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方式，但我国宪法并未规定这项权利，而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并不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可以通过案件审判来丰富、完善、扩大和补充宪法权利的内容，并通过判例来约束全国各地法院都遵守判例所确立的内容与规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身起源来看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出发而产生与形成，但由于各国宪法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所以通过简单的移植也许不太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次，对于该草案建议稿实行令状主义，把令状签发的机关建议为法院，并限制了必须获得令状的侦查范围、申请及签发令状的标准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符合国家机关通过分权来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我认为是合适的。另外，该草案建议稿明确规定通过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尽管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人只有被告人，对于侵犯证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被告人是无权请求予以排除的。但我认为该草案的扩大适用并无不当：既然通过排除非法证据来遏制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侵犯，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证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不予保障呢？而且如果法律允许侦查机关通过侵犯证人或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来获得证据，是不是也在鼓励侦查机关这样做呢？所以，我认为该草案的这种规定是合适的，值得肯定。其三，对于“毒树之果”的处理，该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由非法获得的证据引出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这种完全采纳“毒树之果”的观点我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样可能会纵容甚至鼓励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证据线索或者证据，这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中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信不需要我举例大家都能感受到。我认为，对于“毒树之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规定可以采纳或不可以采纳，要制订出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衡量，至于应当从哪些条件或情形去考虑，限于本文篇幅不再深入探讨，但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对“毒树之果”的处理办法并研究出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标准，来指导该派生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或采纳的问题。当然，该草案建议稿还规定了违反法律其他规定获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等问题，本文在此不再详细评介了。
通过上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建立这一规则并在司法实践得到较好的执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建立的目的就是防止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且认定某一证据是否为非法的权利在于法院，那么就必须使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受到干扰，但这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可能会对宪法及有关法律进行修改，重新分配与明确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目前难度也是很大的。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要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增加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这样才能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难度也相当大。其三，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只要是被指控犯罪的人都通常会被当作罪犯看待，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放纵部分犯罪，会使得有些即使有犯罪事实的人却因为证据取得的不合法而无法指控并受到刑事处罚，这种情形可能使公民在心理上难于接受。第四，由于我国历来首先注重的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最后才是公民个人利益，再加上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人权观念更是漠不关心，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必须考虑我国公民的普遍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第五，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对警察取证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习惯于通过旧有取证方式的来调查收集证据的警察来说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阻力，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影响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施行，本文就不再一一探讨了。
不管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认为我国必须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这是保障人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我们不能因为某项制度的建立可能会放纵一个（或一些）犯罪就抛弃这项制度对我们每个公民所提供的基本权利保障，我们也不能因为存在一些其他客观原因就放弃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定稿于2004年10月31日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不得删改。
联系电话：02033517138 13042050713
e-mail:gaoyuan2000@21cn.com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545页。
[2] 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 相关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3页至第24页，以及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至第168页。
[4] 关于审理该案时克拉克大法官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表的精彩裁决意见，请参见李学军主编的《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至第53页。
[5] 关于该案的有关详细情况及该规则更为具体的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9页，[4]引书第182页至195页。
[6] 转引自[2]引书，第40页。对于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也可参见杨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的相关译文，由于各位翻译者的译文有时候相差较大，本文采用杨宇冠先生的译文来使用，请读者留意。
[7]至于关键程序或关键阶段的范围，据杨宇冠先生的介绍，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对被告人进行的某些辨认的程序；2、警察或检察机关试图得到被告人有罪陈述的程序；3、第一次出庭（通常指在逮捕被告人后第一次带到治安法官面前）；4、答辩程序；5、法庭审判前的听审程序；6、审判程序。请详见[2]引书第59页。
[8] [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9] 当然，也有学者把证据禁止分区为举证禁止及证据使用（证据评价）禁止两大类。请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0]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至第63页。
国家经贸委办公厅 等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劳动（劳动人事）厅（局）、总工会、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理事单位：
现将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印发你们。希望你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分离的工作。
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
1995年5月28～30日，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在南京市联合召开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会议听取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劳动部副部长林用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方嘉德、全国城镇集体经
济研究会会长戴苏理和执行会长何光等同志的讲话。江苏省委副书记许仲林和副省长于兴德同志也到会并讲了话。上海、南京、成都、福州、平顶山等地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介绍了有关经验。现将会议情况纪要如下：
一、分流、分离、势在必行
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步骤，对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关键性意义。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据悉，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不少于1500万人。若按人均年工资4500元计，企业每年多开支工资675亿元。
上海市总工会对9626户企业的调查统计显示，1994年6月底，尚未安置的下岗待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5．2％，男女职工分别为4％和7％，他们中间56．8％是36～45岁的大龄职工。另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放长假待岗人员已达300万人。
目前全国企业自办的中小学校有1．8万所，在校学生610万人，教职员工60万人，每年办学经费约30亿元（不包括基建投资）。全国企业与非卫生部门自办的卫生机构11万个，约占全国卫生机构的2／3，职工140万人。企业自办其他后勤服务单位更普遍。
“企业办社会”和富余人员问题，不仅导致企业低效、财政减收、资源浪费和机制僵化，已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增强活力的严重障碍，而且将影响社会稳定，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二、既要积极，又须慎重
鉴于这两大问题成因复杂，涉及面广，同职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企业间、地区间差异又相当大，且目前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因此，与会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积极，又须慎重，应把握好如下原则：
1．分离分流是企业的事，更是政府的事。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允许多种可行形式并存、竞争，不搞“一刀切”。同时注意治标同治本衔接，使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成为促进我国逐步建立企业破产、减员和社会保障、再就业相结合的新机制的过程。
2．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面积极性，十分重视依靠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按照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积极探索解决途径。
3．要坚持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和路线，立足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组织分流职工和分离单位开展“第二次创业”，发展劳动力市场，广开就业门路，为企业自主用工、职工自主择业创造条件。
三、“企业办社会”分离：经验与难点
1．“企业办社会”转制，实质是社会职能同企业经济职能分离，实现服务事业社会化。这种职能分离，目前能一步到位的极少，大多企业采用多种形式、分步实施。
——先改造，后分离。太原绒织印染厂先给待分离单位适当投入，添置设备，培训人才，让其形成独立经营基础后直接进入市场。
——先承包，后分离。西北国棉七厂实行医院、学校经费总承包和其他后勤服务单位工资奖金总承包，待承包单位具备条件时再分离。
——先在企业内部实行职能分离。攀钢集团将分散在各二级单位的服务部门分离出来，在全公司范围内组建了专业化的服务经济实体。
——采取双重身份的不定期过渡形式。中航成都发动机公司职工医院，由市卫生局授权增挂“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院牌，全面开放社会医疗服务，企业定额拨给医院事业经费，逐年递减，医院自求收支平衡，但未定分离期限。
——由企业同政府部门签订了明确的分步到位协议。太原钢铁公司已同当地教育部门达成5年内分步移交企业自办中小学的协议，企业支付的教育经费以1994年实际支出为基数，逐年递减20％。
2．据与会者反映，“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当前存在如下难点：
（1）政府接纳能力不足，关键是经费。如成都市企业自办中小学若全部分离出来，一年需办学经费1．8亿元，市政府目前尚难承受。
（2）企业担心医院、学校交出后反而加重负担。据12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调查，职工医药费相当工资总额的比例，有自办医院的企业为6．7％，而城市平均为9．7％。青岛市一个矿办学校交县办后，学校“集资”、派车、要煤，企业都不敢拒绝，因有职工子女在校上
学。
（3）有些厂办学校或卫生机构没有竞争力，或者当地同类机构已饱和，分离后很难生存。而办得好的职工子弟学校，企业则担心交出后可能降低教学质量，影响企业职工队伍稳定。
（5）企业内部单位分离经营后增加纳税环节，企业顾虑重复纳税或加重税负。
四、富余人员分流：经验与困难
1．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经各方努力，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分流的难度也在加大。上海市总工会调查的9626户企业，从1993年1月至1994年6月，共分流安置了下岗待工人员289644人（次），但仍有199038人尚未安置，其中21．8％已下岗两年以上。从动
态看，未安置人数逐年增加，下岗待工周期趋长。已分流安置的人员，按途径分，26．1％为企业内部转岗和三产安置，5．2％为劳务输出，其余68．7％依次分别为：企业内部待退休17．9％，流向社会15．0％，留职停薪12．4％，调出人员12．0％，提前退休6．9
％，其他4．5％。可见，其中仍有不少遗留问题，但这是现有环境中的可行办法。
2．目前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分别在企业、产业部门和社会三个层次进行。1994年，全国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不到富余人员数的20％。这表明，80％以上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任务仍由企业与产业部门承担。
许多企业建立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例如，唐山钢铁（集团）公司组建了劳动实业公司作为企业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它无条件地接收主体生产单位的下岗职工，组织转岗培训和劳动力供需洽谈、双向选择。同时，组织未上岗职工开展生产自救和从事临时性劳务。目前一般企业
分流富余人员的门路主要是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第三产业。
产业层次组织分流安置工作，成效较显著的是上海纺织和北京一轻。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了劳动力置换公司，作为其系统内劳动力结构调整中实施战略决策、协调、策划和置换的宏观调控机构，但不包揽富余人员安置任务。它与分设在上海纺织各行业的16个工作站
组成网络，共享信息，联手操作，指导企业组织分流安置，或接受企业委托帮助策划和协调。该公司同上海航空公司联手组织纺织女工报考空中乘务员，有2317人报名，录取18名。由此引发的“空嫂效应”，大大促进了纺织职工的再就业。仅招收“空嫂”三个月间，上海纺织职工就
分流15846名。上海纺织系统通过企业自行开拓就业门路、输送劳动力市场、职工挂职自谋出路、大龄职工“离岗不离编”集体劳务输送和年老体弱者退养等“五座桥梁”，自1991年以来已减员15．7万人，占1991年职工总数55．16万人的28．5％。
北京一轻总公司结合国有资产存量调整，成立京轻劳务开发公司。它以转业培训和信息交流为中心组织职工分流。培训项目面向市场需求。通过培训，职工不仅学了新的技能，而且增强了自主择业意识。“退二进三”试点单位北京火柴厂，经培训后，35％职工自己找到了就业门路。
社会分流安置，是以劳动部门为主，综合运用国家政策扶持和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和劳服企业等就业服务手段，促进失业职工再就业的实现，并帮助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当前的任务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劳动部报告在全国实施“再就业工程”。
3．据地方与企业反映，当前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困难主要是：
（1）富余人员分流安置的关键是开发，开发性安置和转业培训需要一定资金投入，但目前大多数企业和地方产业部门缺乏资金来源。
（2）由于失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承受能力有限，社会安置路子不宽，企业仍担负着主要安置任务。
（3）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部门之间、所有制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差异较大，制约着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4）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第111号令）规定的国家扶持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分流安置富余职工的减免税政策，在财税体制改革后，许多地方难以继续执行，从而企业分流安置的难度增大。
（5）由于一些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有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国务院关于保障职工基本生活和《关于发放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紧急通知》银传〔94〕34号）规定的基本生活费在一些地方和企业还不落实，形成不安定因素。
五、鼓励社会各方面兴办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中小企业，发挥它们对分流、分离的作用
1．与会者普遍认为，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完全依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行，从根本上要着眼于发展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需要国家从总体战略和各方面具体政策上鼓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企业形式共同发展。公有与私有企业要共同发展
。公有企业中，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也要共同发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作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都是公有企业。
2．与会者分析了集体企业对就业安置作出的贡献及其面临的困难。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1700万待业青年需要安置就业的压力，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各地方和企业按照“组织起来就业”的方针，大力兴办集体企业，成了当时安置就业的
主渠道之一。1984年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人数比1978年增加1168万人，增长57．0％，同期国有单位增加1186万人，增长15．9％，二者净增绝对数十分接近，增长速度则集体企业大大快于国有单位。但是，由于多数城镇集体企业继续沿用“二国营”模式，并受不利发
展的政策制约，80年代中期以后，集体企业职工人数增长趋向停滞。1992年同1986年相比，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增长16．7％，而城镇集体企业仅增长5．8％，1993年还比1992年净减228万人，1994年比1993年继续减少182万人。有鉴于此，与会者呼吁
政府研究、调整对城镇集体企业的政策，以加快集体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3．会上交流的上海推行股份合作制促进国有企业人员分流、职能分离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上海在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做法大体有三类。
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将辅助部门分离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如天原化工厂的运输队独立组建为股份合作企业“天原运输开发公司”，有偿租赁天原化工厂31辆卡车和加油站、维修工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公司110多名职工全员入股出资30万元（150股，每股2000元
）。职工按完成的运输量计酬。改制前，一到下午二、三点钟就不肯再出车；改制后，主动揽活，随叫随到，加油站24小时对外服务。天原厂过去每年给运输队补贴约80万元，工资福利开支约90万元，改制后不仅免去了这些支出，而且每年收入租赁费50．5万元，增收节支合计2
00多万元。该公司从1993年7月1日成立至1995年3月底已实现利润322万元。它用利润再投资，加上贷款，已添置10辆卡车，并引进世界先进洗车设备对外服务。
二是国有企业开展多种经营、分离富余人员组建的股份合作企业。仅杨树浦区现在已办105家，职工2万多人，注册资本近2亿元，多数是职工股。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也已于1993年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
三是国有小企业由全体职工出资买断产权，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国有弄堂小厂上海灯具厂由全厂202名职工一次买断，同时承担87名退休职工医药费、补助金等义务，于1994年4月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全部为职工个人股，每人认股额依岗位工资系数与贡献有所差别，
人均5000元，经营者认股为平均额的3倍。改制后，全厂职工同舟共济，加快了企业转机、改造和开发步伐。1994年4～12月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1995年1～4月又比上年同期增长近2倍。
4．会议交流了各级工会兴办工会企事业和职业介绍机构帮助分流富余人员的经验。1994年底，全国工会企事业单位已达13万个（其中经营性实体6．4万个），就业人数90万人，其中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困难职工家属和社会失业人员67万人。它们是以工会投入为基础兴办
的社团集体所有制企事业。重点发展直接为职工提供社会化服务和增强保障功能的产业，如职工消费合作社、职工住宅合作社、职工城市信用合作社、职工互助共济和互助保险合作社等等，并正在加快建立促进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再就业服务体系。工会系统举办的职业介绍机构成功介绍7
．8万失业职工再就业，培训失业人员78万人次。30多个城市工会开办了以介绍失业职工和富余人员临时性就业为主要目的的扶贫解困贸易市场和扶贫基地，安排了近50万下岗人员就业。他们发展职工技协组织的功能，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材料，开发新产品，稍加扶持，就迅速形成
实体。工会系统的文化宫、俱乐部、体育场、疗养院和休养所等也向社会开放，发展旅游服务和文化娱乐事业。目前，各级工会正以股份合作制和会员合作制作为工会社团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进一步发展工会企事业。
5．会议也交流了发展各种形式的中小企业促进就业的经验。在辽宁省，近三、四年来，区街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全省区街经济产值从1990年80亿元增长到1994年700亿元，1994年仅纳税就达30亿元。区街经济灵活多样，创新力强，国有大企业
不易跳出本行业圈子去办的那些高新技术企业，区街经济却能兴办。
6．与会者认为，集体企业尤其是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分流作出重大贡献，但当前政策环境并不宽松。
（1）有关部门现行的经济类型划分标准规定，只有“使用集体投资举办的企业”或者“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的企业才能认定为集体企业。这就排斥了劳动者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实现劳动合作的企业，与鼓励劳动者组织起来就业的方针背道而驰，而且要劳动者“自愿放弃所
有权”，显然是对劳动者的剥夺。
（2）有关部门关于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的行政法规只讲“产权界定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原则”，即只承认资本增殖，不承认集体企业职工的劳动合作与劳动增殖。这将使集体企业产权受极大损失。此外，它还将集体企业税前还贷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也使国家
政策失信于民。这些规定已在不少地方引起企业和职工的疑虑，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继续扶持兴办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对股份合作企业职工自筹资金的股息完全等同于股份公司分红征收个人所得税，使职工出资承担了企业风险反而比银行存款和买国库券吃亏，因而限制了职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股份合作企业的积极性。
（4）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银行信贷规模控制先保国有企业，往往无力顾及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贷款需求。
六、政策建议
1．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分离是关系到改革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结构性重大调整，任务重，难度大，影响深，亟需制定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并纳入正在制定的“九五”计划，以便指导和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分步实施。
2．分流、分离组建的新企业，应立足于尽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新机制。政府要制定鼓励新企业建立新机制的政策，并改变现行法规、政策中限制新企业建立新机制的那些条款。
3．建议废除现行经济类型划分标准中关于“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才能被认定为集体企业的不合理规定，并制定与落实鼓励自愿组合、自筹资金的“组织起来就业”的政策。
4．今后国有企业扶持兴办分流、分离企业，不管什么形式，一开始就应明确界定彼此的产权。采取借贷、租赁和产权有偿转让办法的，要签订双方权利、义务明确的合同。作为投资的，在享有权益的同时，应对企业承担责任。
5．为了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做好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工作，建议提出，凡安置下岗待工人员比例达到劳服企业标准的各方兴办的企业，应平等享受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
6．为了鼓励和支持职工自筹资金，通过劳动合作创造就业机会，建议对股份合作企业中职工股金所得相当于银行利率（含保值补贴率）的股息免征个人所得税，同股份公司股东分红收入区别对待。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
7．要多方筹资、落实分流安置资金来源。建议筹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安置专项基金，用于结构调整中的职工安置。
8．建议制定与实施鼓励、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包括金融、税收、信息、培训和咨询服务等各方面的扶持。
9．请各地政府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1993年第111号令，企业为安置富余职工而兴办的三产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可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财税字〔1994〕001号文规定的劳服企业应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1995年11月24日
高 原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何谓“非法”，法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1]当然，对于法律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国内法，也应当包括该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在内。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法治观念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与具体条件和要求不同，目前也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我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基本上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涵与特点，在本文中我也将使用这一概念。
大家普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起源于美国，并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14年通过对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诉讼中适用，然后又通过一些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延续至今。期间尽管遭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适用。当然，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也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由于美国并不是通过成文法来详细、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宪法性权利”的相关规定形成警察机关在刑事调查收集证据中应当适用的规则，并通过判例的形式确定了未适用该规则所取得的证据将会被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以促使侦查机关能够予以遵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对证据的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作出定义，而且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分别以法律的形式给证据作出了分类并分别分为七种类型，而且尽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并不能因为有这些规定就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作出了“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类似规定，但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完整，再加上限于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单独依靠司法解释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和主要目的都是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与收集行为，也就是主要涉及到侦查机关（在我国主要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力予以约束。因此，我认为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所以我们必须对该规则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一定必要的回顾才能明白其内容与意义。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中，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在其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然后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于对宪法的维护以及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的角度来考虑，应当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3]当然，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针对非法搜查与非法扣押行为，而且并不是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特别是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4]从而使得美国各州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当然这些都还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如果扩展到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也走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路，通过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直接被称为米兰达规则）。[5]由于米兰达规则已经不再只是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是针对警察机关的讯问行为，因此可以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尽管期间也产生了一些争议，但是也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具更加合理与完善，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调查证据时的行为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美国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为依据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所以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及第十四修正案等规定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其次也包括违反一些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取得的证据。美国的证据法并未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那样对证据明确分类几种形式或类别，因此也无法将美国的证据与我国各类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证据进行简单的直接的比较。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6]也就是说，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主要保护的是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权利，而且主要涉及的证据调查方式主要为逮捕、搜查与扣押，除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外，也主要表现在对实物的获得上。如果没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进行的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使用。而对于无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尽管很有可能因为取证行为的违法而被排除，但各自也有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例外；对于有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也不能全部都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能排除，除非逮捕、搜查或扣押的行为必须符合令状的要求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得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果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的规定，利用强迫、威胁、引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被告人自己承认有罪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使用。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所得到的证据主要是指获得的被告人的言词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美国在保护公民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宪法权利时有一个著名的规则就是米兰达规则，违反该规则的后果是该证据将被排除使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特别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而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为在一些关键的程序中[7]，如果警察侵犯了被告人所享有的这项权利，那么在这些程序中所获得的证据就应当被排除。此外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任何州都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就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各州管辖区内也不得拒绝给予各州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所以美国宪法中对于人权的基本保护，各州应当予以适用。
除具有合理的理由或法定的例外情形外，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方式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应当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在非法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中获得的其他证据、或者是发现了其他的证据线索并且通过该线索发现的其他证据是否也应当予以排除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还形成了“毒树之果”相关理论和规则，对于“毒树之果”一般应予排除，但并不是对所有的这些证据都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条件，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决定该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也较复杂的理论，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介绍。
当然，任何规则都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统一运用，美国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自己的例外，例如善意的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必然发现例外、独立来源例外，以及一些程序性例外，等等。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的取证方式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华尔兹教授就对独立于逮捕的搜查和扣押总结出六种最为重要的例外，分别是：紧急情况、车辆的搜查、对危险嫌疑人的“紧追”、对官方保管物品的搜查、“一眼看清”原则、边境搜查。[8]而且每一种例外都有较为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通过这些例外，基本上能够解决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带来的负面作用，满足警察机关正常刑事侦查与打击犯罪的需要。但值得强调的是，所谓的例外当然并不是通常发生的情形，这与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证拘传、无证搜查、无证扣押等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了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规则，是与美国特别注重保护人权是分不开的。不论是从非法证据最初的建立还是以后的发展，其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国家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利用权力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排除这些可能在事实上是真实的但在程序上违法的证据可能会放纵犯罪，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美国人似乎并不认为可以通过牺牲宪法以及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条件下达到对某个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甚至从反面来鼓励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宪法权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与美国的审判制度有关，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把那些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避免这些不能使用的证据对陪审团造成不利的影响，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判。
三、 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相关规定
（一） 德国。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主要来自美国宪法修正案及美国最高法院依据这些修正案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不同，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主要是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可以采用，而且把证据的排除区分为违反了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与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两种情形来处理[9]。例如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的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0]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作出规定，所以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法院和大多数学者都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采取个案处理的态度，不能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同时德国一些学者也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予认同。[11]并且总结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可以排除，这些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通常是被告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3、证据的排除必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服务的；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12]而对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及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予以较多的排除。[13]
（二） 日本。在日本，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而是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且一般也认为以1978年审理大阪冰毒案开始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4]关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三种，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称司法无瑕说）及抑制效果说。在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先生看来，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也有二种观点，一种为绝对排除说，一种为相对排除说，在相对排除说中又依据一些条件或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并不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两个证据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15]虽然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一些证据的适用，但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例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予以排除时所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再决定，我认为值得深入的研究与借鉴。
（三） 英国。英国与美国虽然同属普通法系，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实践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来看，英国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规范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以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与美国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观点显然不同。其次，尽管英国也通过一些案例的审判来形成一些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但也制订了一些法律来进行具体规定，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对非法证据的处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中规定，如果被告人声称其供述是在被逼供或者基于他人言行在特定环境下影响到可靠性时，此供述将被法庭排除使用，除非公诉方能够证明此供述不是在上述情况下取得的。该法第七十八条第（一）、（二）项也规定，在任何诉讼中如果法庭采纳公诉方的证据将对该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时，法庭可以拒绝采纳该证据，而且这一规定不妨碍其他任何法律规则要求法庭排除证据。[17]从该法律条文来看，在排除不正当证据的使用方面，法官似乎被授予了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他们更加倾向地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证据是非法或不当取得就应当予以排除[17]，这与美国对非法证据大多数予以排除的作法也有很大差异。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即使被告人的供述因取证行为违法而被排除，但从供述中取得的任何其他证据都可以采纳，也就是说从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而取得的其他证据并不予以排除，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8]这与美国的作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其他国家刑事诉讼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限于资料掌握与本人水平限制，本文就不再予以介绍。
四、 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和建议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5种强制措施中，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外，其他4种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公安机关仍然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可以搜查。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评价在何种条件下侦查机关才可以对公民的通信信息进行检查或收集，而且也仍然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尽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规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我国的刑事法第九十三条却只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享有这项权利。尽管我国三大诉讼法尽管都对证据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但却多数是原则的规定，并没有对证据是否可采确定一定的适当的标准，既不能对证据的收集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引，甚至对一些非法取得的证据都予以采用从另一个角度放纵甚至是鼓励通过非法方式取得证据。如果说美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遏制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侵犯公民权利，那么我国对非法取得证据的采纳不仅鼓励了这种通过不法侵犯公民权利来取得证据的行为，而且在事实上也产生了因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的错误裁判，并使得一些无辜的公民受到刑事处罚，损害了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国证据法律制度的学习与借鉴以及履行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刑事证据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的一大特点是太过于简单与粗糙，很多内容都只有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使得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证据的方面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并以此来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证据的司法解释中，最为集中和全面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8年9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规则。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如果采用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又无疑会放纵甚至是鼓励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遭受侵害。那些认为对非法证据不予排除，而对非法取得证据的侦查人员按照非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影响程度等因素给予相应的惩罚或制裁甚至是予以刑事处罚的观点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两者都可兼顾：既能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并惩罚犯罪者，又能通过给予非法行为人相应的处罚以引导侦查人员采用合法的方式来取得证据，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在刑事强制措施中也没有一个中立的机构来审查是否必须采用某一强制措施，也鲜见有侦查人员因收集证据违法而受到任何制裁的，而且在法院相对不独立的情况下，鉴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目的的高度一致性，也无法保障公民权利能够切实得到相应的保护，所以我认为应当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来确保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从而遏制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对公民基本人权的漠视与侵犯。当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后果，也就可能出现审判的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问题，但我认为放纵一个（或一些，当然只能是很少数）罪犯总比侵犯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更好，我们不能因为要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我们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上，应当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力争使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证据分为以下七种类型：（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这些分类与外国的证据法规定有些不同，至于这种分类是否合适本文将不予探讨，但所有这些证据类型都有可能通过非法行为取得或造成，例如把通过非法搜查来的物品进行刑事技术鉴定后作为证据，在没有取得令状也没有经过谈话者同意的情况下录制的视听材料，等等。我在本文中不单独对各种证据非法取得时如何处理进行探讨，而主要是分为两类来简要论述，其一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其中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也扩大到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其二是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论是非法取得的物品、文件、书籍、视听材料、现场照片或录像，等等。至于主要内容，我将结合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九条）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文来进行简要探讨。[19]首先，该草案第二十七条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限定于刑事诉讼中，我认为这与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与意义是一致的，我也同意这种限定范围。但我对限定于“警察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情形”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我国宪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过于原则，有些权利根本就没有规定，例如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辩护的权利应当是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权保障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方式，但我国宪法并未规定这项权利，而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并不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可以通过案件审判来丰富、完善、扩大和补充宪法权利的内容，并通过判例来约束全国各地法院都遵守判例所确立的内容与规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身起源来看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出发而产生与形成，但由于各国宪法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所以通过简单的移植也许不太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次，对于该草案建议稿实行令状主义，把令状签发的机关建议为法院，并限制了必须获得令状的侦查范围、申请及签发令状的标准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符合国家机关通过分权来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我认为是合适的。另外，该草案建议稿明确规定通过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尽管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人只有被告人，对于侵犯证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被告人是无权请求予以排除的。但我认为该草案的扩大适用并无不当：既然通过排除非法证据来遏制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侵犯，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证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不予保障呢？而且如果法律允许侦查机关通过侵犯证人或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来获得证据，是不是也在鼓励侦查机关这样做呢？所以，我认为该草案的这种规定是合适的，值得肯定。其三，对于“毒树之果”的处理，该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由非法获得的证据引出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这种完全采纳“毒树之果”的观点我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样可能会纵容甚至鼓励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证据线索或者证据，这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中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信不需要我举例大家都能感受到。我认为，对于“毒树之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规定可以采纳或不可以采纳，要制订出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衡量，至于应当从哪些条件或情形去考虑，限于本文篇幅不再深入探讨，但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对“毒树之果”的处理办法并研究出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标准，来指导该派生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或采纳的问题。当然，该草案建议稿还规定了违反法律其他规定获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等问题，本文在此不再详细评介了。
通过上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建立这一规则并在司法实践得到较好的执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建立的目的就是防止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且认定某一证据是否为非法的权利在于法院，那么就必须使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受到干扰，但这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可能会对宪法及有关法律进行修改，重新分配与明确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目前难度也是很大的。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要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增加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这样才能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难度也相当大。其三，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只要是被指控犯罪的人都通常会被当作罪犯看待，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放纵部分犯罪，会使得有些即使有犯罪事实的人却因为证据取得的不合法而无法指控并受到刑事处罚，这种情形可能使公民在心理上难于接受。第四，由于我国历来首先注重的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最后才是公民个人利益，再加上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人权观念更是漠不关心，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必须考虑我国公民的普遍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第五，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对警察取证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习惯于通过旧有取证方式的来调查收集证据的警察来说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阻力，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影响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施行，本文就不再一一探讨了。
不管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认为我国必须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这是保障人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我们不能因为某项制度的建立可能会放纵一个（或一些）犯罪就抛弃这项制度对我们每个公民所提供的基本权利保障，我们也不能因为存在一些其他客观原因就放弃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定稿于2004年10月31日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不得删改。
联系电话：02033517138 13042050713
e-mail:gaoyuan2000@21cn.com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545页。
[2] 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 相关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3页至第24页，以及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至第168页。
[4] 关于审理该案时克拉克大法官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表的精彩裁决意见，请参见李学军主编的《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至第53页。
[5] 关于该案的有关详细情况及该规则更为具体的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9页，[4]引书第182页至195页。
[6] 转引自[2]引书，第40页。对于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也可参见杨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的相关译文，由于各位翻译者的译文有时候相差较大，本文采用杨宇冠先生的译文来使用，请读者留意。
[7]至于关键程序或关键阶段的范围，据杨宇冠先生的介绍，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对被告人进行的某些辨认的程序；2、警察或检察机关试图得到被告人有罪陈述的程序；3、第一次出庭（通常指在逮捕被告人后第一次带到治安法官面前）；4、答辩程序；5、法庭审判前的听审程序；6、审判程序。请详见[2]引书第59页。
[8] [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9] 当然，也有学者把证据禁止分区为举证禁止及证据使用（证据评价）禁止两大类。请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0]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至第63页。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劳动（劳动人事）厅（局）、总工会、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理事单位：
现将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印发你们。希望你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分离的工作。
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纪要
1995年5月28～30日，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在南京市联合召开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问题研讨会。会议听取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劳动部副部长林用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方嘉德、全国城镇集体经
济研究会会长戴苏理和执行会长何光等同志的讲话。江苏省委副书记许仲林和副省长于兴德同志也到会并讲了话。上海、南京、成都、福州、平顶山等地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介绍了有关经验。现将会议情况纪要如下：
一、分流、分离、势在必行
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转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步骤，对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关键性意义。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据悉，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不少于1500万人。若按人均年工资4500元计，企业每年多开支工资675亿元。
上海市总工会对9626户企业的调查统计显示，1994年6月底，尚未安置的下岗待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5．2％，男女职工分别为4％和7％，他们中间56．8％是36～45岁的大龄职工。另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放长假待岗人员已达300万人。
目前全国企业自办的中小学校有1．8万所，在校学生610万人，教职员工60万人，每年办学经费约30亿元（不包括基建投资）。全国企业与非卫生部门自办的卫生机构11万个，约占全国卫生机构的2／3，职工140万人。企业自办其他后勤服务单位更普遍。
“企业办社会”和富余人员问题，不仅导致企业低效、财政减收、资源浪费和机制僵化，已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增强活力的严重障碍，而且将影响社会稳定，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二、既要积极，又须慎重
鉴于这两大问题成因复杂，涉及面广，同职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企业间、地区间差异又相当大，且目前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因此，与会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积极，又须慎重，应把握好如下原则：
1．分离分流是企业的事，更是政府的事。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允许多种可行形式并存、竞争，不搞“一刀切”。同时注意治标同治本衔接，使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成为促进我国逐步建立企业破产、减员和社会保障、再就业相结合的新机制的过程。
2．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面积极性，十分重视依靠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按照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积极探索解决途径。
3．要坚持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和路线，立足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组织分流职工和分离单位开展“第二次创业”，发展劳动力市场，广开就业门路，为企业自主用工、职工自主择业创造条件。
三、“企业办社会”分离：经验与难点
1．“企业办社会”转制，实质是社会职能同企业经济职能分离，实现服务事业社会化。这种职能分离，目前能一步到位的极少，大多企业采用多种形式、分步实施。
——先改造，后分离。太原绒织印染厂先给待分离单位适当投入，添置设备，培训人才，让其形成独立经营基础后直接进入市场。
——先承包，后分离。西北国棉七厂实行医院、学校经费总承包和其他后勤服务单位工资奖金总承包，待承包单位具备条件时再分离。
——先在企业内部实行职能分离。攀钢集团将分散在各二级单位的服务部门分离出来，在全公司范围内组建了专业化的服务经济实体。
——采取双重身份的不定期过渡形式。中航成都发动机公司职工医院，由市卫生局授权增挂“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院牌，全面开放社会医疗服务，企业定额拨给医院事业经费，逐年递减，医院自求收支平衡，但未定分离期限。
——由企业同政府部门签订了明确的分步到位协议。太原钢铁公司已同当地教育部门达成5年内分步移交企业自办中小学的协议，企业支付的教育经费以1994年实际支出为基数，逐年递减20％。
2．据与会者反映，“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当前存在如下难点：
（1）政府接纳能力不足，关键是经费。如成都市企业自办中小学若全部分离出来，一年需办学经费1．8亿元，市政府目前尚难承受。
（2）企业担心医院、学校交出后反而加重负担。据12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调查，职工医药费相当工资总额的比例，有自办医院的企业为6．7％，而城市平均为9．7％。青岛市一个矿办学校交县办后，学校“集资”、派车、要煤，企业都不敢拒绝，因有职工子女在校上
学。
（3）有些厂办学校或卫生机构没有竞争力，或者当地同类机构已饱和，分离后很难生存。而办得好的职工子弟学校，企业则担心交出后可能降低教学质量，影响企业职工队伍稳定。
（5）企业内部单位分离经营后增加纳税环节，企业顾虑重复纳税或加重税负。
四、富余人员分流：经验与困难
1．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经各方努力，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分流的难度也在加大。上海市总工会调查的9626户企业，从1993年1月至1994年6月，共分流安置了下岗待工人员289644人（次），但仍有199038人尚未安置，其中21．8％已下岗两年以上。从动
态看，未安置人数逐年增加，下岗待工周期趋长。已分流安置的人员，按途径分，26．1％为企业内部转岗和三产安置，5．2％为劳务输出，其余68．7％依次分别为：企业内部待退休17．9％，流向社会15．0％，留职停薪12．4％，调出人员12．0％，提前退休6．9
％，其他4．5％。可见，其中仍有不少遗留问题，但这是现有环境中的可行办法。
2．目前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分别在企业、产业部门和社会三个层次进行。1994年，全国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不到富余人员数的20％。这表明，80％以上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任务仍由企业与产业部门承担。
许多企业建立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例如，唐山钢铁（集团）公司组建了劳动实业公司作为企业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它无条件地接收主体生产单位的下岗职工，组织转岗培训和劳动力供需洽谈、双向选择。同时，组织未上岗职工开展生产自救和从事临时性劳务。目前一般企业
分流富余人员的门路主要是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第三产业。
产业层次组织分流安置工作，成效较显著的是上海纺织和北京一轻。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了劳动力置换公司，作为其系统内劳动力结构调整中实施战略决策、协调、策划和置换的宏观调控机构，但不包揽富余人员安置任务。它与分设在上海纺织各行业的16个工作站
组成网络，共享信息，联手操作，指导企业组织分流安置，或接受企业委托帮助策划和协调。该公司同上海航空公司联手组织纺织女工报考空中乘务员，有2317人报名，录取18名。由此引发的“空嫂效应”，大大促进了纺织职工的再就业。仅招收“空嫂”三个月间，上海纺织职工就
分流15846名。上海纺织系统通过企业自行开拓就业门路、输送劳动力市场、职工挂职自谋出路、大龄职工“离岗不离编”集体劳务输送和年老体弱者退养等“五座桥梁”，自1991年以来已减员15．7万人，占1991年职工总数55．16万人的28．5％。
北京一轻总公司结合国有资产存量调整，成立京轻劳务开发公司。它以转业培训和信息交流为中心组织职工分流。培训项目面向市场需求。通过培训，职工不仅学了新的技能，而且增强了自主择业意识。“退二进三”试点单位北京火柴厂，经培训后，35％职工自己找到了就业门路。
社会分流安置，是以劳动部门为主，综合运用国家政策扶持和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和劳服企业等就业服务手段，促进失业职工再就业的实现，并帮助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当前的任务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劳动部报告在全国实施“再就业工程”。
3．据地方与企业反映，当前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困难主要是：
（1）富余人员分流安置的关键是开发，开发性安置和转业培训需要一定资金投入，但目前大多数企业和地方产业部门缺乏资金来源。
（2）由于失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承受能力有限，社会安置路子不宽，企业仍担负着主要安置任务。
（3）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部门之间、所有制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差异较大，制约着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4）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第111号令）规定的国家扶持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分流安置富余职工的减免税政策，在财税体制改革后，许多地方难以继续执行，从而企业分流安置的难度增大。
（5）由于一些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有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国务院关于保障职工基本生活和《关于发放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紧急通知》银传〔94〕34号）规定的基本生活费在一些地方和企业还不落实，形成不安定因素。
五、鼓励社会各方面兴办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中小企业，发挥它们对分流、分离的作用
1．与会者普遍认为，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完全依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行，从根本上要着眼于发展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需要国家从总体战略和各方面具体政策上鼓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企业形式共同发展。公有与私有企业要共同发展
。公有企业中，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也要共同发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作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都是公有企业。
2．与会者分析了集体企业对就业安置作出的贡献及其面临的困难。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1700万待业青年需要安置就业的压力，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各地方和企业按照“组织起来就业”的方针，大力兴办集体企业，成了当时安置就业的
主渠道之一。1984年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人数比1978年增加1168万人，增长57．0％，同期国有单位增加1186万人，增长15．9％，二者净增绝对数十分接近，增长速度则集体企业大大快于国有单位。但是，由于多数城镇集体企业继续沿用“二国营”模式，并受不利发
展的政策制约，80年代中期以后，集体企业职工人数增长趋向停滞。1992年同1986年相比，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增长16．7％，而城镇集体企业仅增长5．8％，1993年还比1992年净减228万人，1994年比1993年继续减少182万人。有鉴于此，与会者呼吁
政府研究、调整对城镇集体企业的政策，以加快集体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3．会上交流的上海推行股份合作制促进国有企业人员分流、职能分离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上海在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做法大体有三类。
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将辅助部门分离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如天原化工厂的运输队独立组建为股份合作企业“天原运输开发公司”，有偿租赁天原化工厂31辆卡车和加油站、维修工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公司110多名职工全员入股出资30万元（150股，每股2000元
）。职工按完成的运输量计酬。改制前，一到下午二、三点钟就不肯再出车；改制后，主动揽活，随叫随到，加油站24小时对外服务。天原厂过去每年给运输队补贴约80万元，工资福利开支约90万元，改制后不仅免去了这些支出，而且每年收入租赁费50．5万元，增收节支合计2
00多万元。该公司从1993年7月1日成立至1995年3月底已实现利润322万元。它用利润再投资，加上贷款，已添置10辆卡车，并引进世界先进洗车设备对外服务。
二是国有企业开展多种经营、分离富余人员组建的股份合作企业。仅杨树浦区现在已办105家，职工2万多人，注册资本近2亿元，多数是职工股。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也已于1993年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
三是国有小企业由全体职工出资买断产权，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国有弄堂小厂上海灯具厂由全厂202名职工一次买断，同时承担87名退休职工医药费、补助金等义务，于1994年4月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全部为职工个人股，每人认股额依岗位工资系数与贡献有所差别，
人均5000元，经营者认股为平均额的3倍。改制后，全厂职工同舟共济，加快了企业转机、改造和开发步伐。1994年4～12月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1995年1～4月又比上年同期增长近2倍。
4．会议交流了各级工会兴办工会企事业和职业介绍机构帮助分流富余人员的经验。1994年底，全国工会企事业单位已达13万个（其中经营性实体6．4万个），就业人数90万人，其中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困难职工家属和社会失业人员67万人。它们是以工会投入为基础兴办
的社团集体所有制企事业。重点发展直接为职工提供社会化服务和增强保障功能的产业，如职工消费合作社、职工住宅合作社、职工城市信用合作社、职工互助共济和互助保险合作社等等，并正在加快建立促进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再就业服务体系。工会系统举办的职业介绍机构成功介绍7
．8万失业职工再就业，培训失业人员78万人次。30多个城市工会开办了以介绍失业职工和富余人员临时性就业为主要目的的扶贫解困贸易市场和扶贫基地，安排了近50万下岗人员就业。他们发展职工技协组织的功能，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材料，开发新产品，稍加扶持，就迅速形成
实体。工会系统的文化宫、俱乐部、体育场、疗养院和休养所等也向社会开放，发展旅游服务和文化娱乐事业。目前，各级工会正以股份合作制和会员合作制作为工会社团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进一步发展工会企事业。
5．会议也交流了发展各种形式的中小企业促进就业的经验。在辽宁省，近三、四年来，区街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全省区街经济产值从1990年80亿元增长到1994年700亿元，1994年仅纳税就达30亿元。区街经济灵活多样，创新力强，国有大企业
不易跳出本行业圈子去办的那些高新技术企业，区街经济却能兴办。
6．与会者认为，集体企业尤其是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分流作出重大贡献，但当前政策环境并不宽松。
（1）有关部门现行的经济类型划分标准规定，只有“使用集体投资举办的企业”或者“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的企业才能认定为集体企业。这就排斥了劳动者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实现劳动合作的企业，与鼓励劳动者组织起来就业的方针背道而驰，而且要劳动者“自愿放弃所
有权”，显然是对劳动者的剥夺。
（2）有关部门关于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的行政法规只讲“产权界定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原则”，即只承认资本增殖，不承认集体企业职工的劳动合作与劳动增殖。这将使集体企业产权受极大损失。此外，它还将集体企业税前还贷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也使国家
政策失信于民。这些规定已在不少地方引起企业和职工的疑虑，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继续扶持兴办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对股份合作企业职工自筹资金的股息完全等同于股份公司分红征收个人所得税，使职工出资承担了企业风险反而比银行存款和买国库券吃亏，因而限制了职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股份合作企业的积极性。
（4）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银行信贷规模控制先保国有企业，往往无力顾及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贷款需求。
六、政策建议
1．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企业办社会”分离是关系到改革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结构性重大调整，任务重，难度大，影响深，亟需制定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并纳入正在制定的“九五”计划，以便指导和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分步实施。
2．分流、分离组建的新企业，应立足于尽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新机制。政府要制定鼓励新企业建立新机制的政策，并改变现行法规、政策中限制新企业建立新机制的那些条款。
3．建议废除现行经济类型划分标准中关于“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才能被认定为集体企业的不合理规定，并制定与落实鼓励自愿组合、自筹资金的“组织起来就业”的政策。
4．今后国有企业扶持兴办分流、分离企业，不管什么形式，一开始就应明确界定彼此的产权。采取借贷、租赁和产权有偿转让办法的，要签订双方权利、义务明确的合同。作为投资的，在享有权益的同时，应对企业承担责任。
5．为了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做好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工作，建议提出，凡安置下岗待工人员比例达到劳服企业标准的各方兴办的企业，应平等享受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
6．为了鼓励和支持职工自筹资金，通过劳动合作创造就业机会，建议对股份合作企业中职工股金所得相当于银行利率（含保值补贴率）的股息免征个人所得税，同股份公司股东分红收入区别对待。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
7．要多方筹资、落实分流安置资金来源。建议筹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安置专项基金，用于结构调整中的职工安置。
8．建议制定与实施鼓励、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包括金融、税收、信息、培训和咨询服务等各方面的扶持。
9．请各地政府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1993年第111号令，企业为安置富余职工而兴办的三产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可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财税字〔1994〕001号文规定的劳服企业应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1995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