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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姻无效制度之救济程序缺陷及立法建议

辽宁无疆律师事务所 魏冬

我国新《婚姻法》自2001年4月28日公布施行以来至今已逾四年，修正后的新婚姻法较之1980年旧婚姻法有了长足的进步，更能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新情况，尤其是补充了关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和离婚过错赔偿等新内容，使之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使我国的婚姻立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有关无效婚姻的规定尚有缺陷，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无效婚姻的救济缺陷和立法建议发表以下观点：

一、 我国婚姻无效制度之救济程序缺陷。
有这样一个案例：李某（男）与王某（女）于2000年登记结婚，王某婚前患有精神病，结婚时，双方通过隐瞒的方式骗得了结婚登记。婚后，王某一直没有参加工作，依靠李某经商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疾病经过治疗也已经痊愈，并于2002年育有一子李甲。后李某因与他人非法同居，导致夫妻关系渐渐恶化。2004年，李某以王某婚前患有精神病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婚姻无效的申请。法院受理后，没有经过仔细的审查即作出了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随后又作出了关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下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五条的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 由于乙女在婚后一直没有工作，双方的共同生活全靠李某的经商所得，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所得应属其个人财产。因此王某只有“净身出户”，所生子李甲则变成了“非婚生子女”，由王某抚养。而解释一第九条明确规定了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王某不服，又不能提出上诉，只有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法院据此驳回了王某的申诉请求。至此，王某已无法从司法途径中获得任何有效的救济。
众所周知，婚姻关系的内容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个方面，而人身关系决定财产关系，财产关系从属于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是随着夫妻人身关系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消灭而消灭的。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制包括书面约定制和法定制两种，在没有书面约定的情况下，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即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而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则按一般共有处理。因此，无效婚姻的错误判决除了导致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人身关系发生改变外，必然导致财产权利处理的不公。
以上面这个案例为例，王某得不到她作为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应该得到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并且由于自始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即使李某对婚姻有过错，也无法根据《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过错赔偿的有关规定获得赔偿。显然法院的错误判决已经侵害了她的合法民事权益。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对于无效婚姻的救济制度的规定明显缺乏，亟待解决。

二、 关于无效婚姻救济制度的立法建议。
1、明确有关审理无效婚姻的审判组织。
现行婚姻法及其相关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审理无效婚姻应当适用何种审判组织形式，容易导致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程序混乱，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并存。诚然，简易程序独任审判能够提高司法效率，充分弥补我国现阶段审判资源不足的缺陷。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像涉及宣告无效婚姻这样的审判，稍有差错，就将导致当事人身份关系的变化以及财产关系的变化。因此建议对于宣告无效婚姻应当适用的审判组织形式做出明确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合议庭合议后作出判决。
2、增加二审程序，即取消婚姻无效的宣告一经作出立即生效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就宣告无效婚姻的判决提起上诉。
由于我国法制基础薄弱，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当事人在一审中往往并不懂得司法程序以及举证责任等等的规定，致使常常有理说不出。一方面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能查清全部案件事实。而往往一审判决后，当事人才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提起二审。因此，二审程序对于一审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补救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除特别程序外的民事诉讼活动适用两审终审的制度，这样既能够充分避免错误裁判的产生，也能够使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而无效婚姻一经宣判即发生法律效力，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从法律上剥夺了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权利。因此，建议对于宣告无效婚姻的审判程序做出修改，增加二审程序，允许当事人上诉。规定如果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关于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后，则不允许当事人提起申诉。若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宣告婚姻无效不当，则可以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3、增加行政异议程序。
《婚姻法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婚姻登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收到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判决书副本后，应当将该判决书副本收入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这就确认了我国的婚姻登记备案制度。然而这样的备案制度都只是婚姻行政机关消极地行使备案义务，不能对宣告婚姻无效的错误判决起到任何的补救作用。由于婚姻登记机关是婚姻关系的基层主管部门，主管婚姻登记工作，更能贴近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生活。因此由它对宣告无效婚姻的判决进行最后的审查，一方面能够确保宣告无效婚姻的判决公正公平，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发挥行政资源，弥补审判资源的不足。
因此，建议增加婚姻备案制度的有关规定，由人民法院在判决后，将判决书寄送至原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由原婚姻登记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审查判决书中所宣告的婚姻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或者判决书中是否有遗漏。一旦发现有不属于无效婚姻的情形，则在审查期限内向宣判法院提出异议，由法院重新审理。若婚姻登记机关审查之后认为确属无效婚姻，并且没有其他异议，则期限届满后判决书立即生效。
4、将宣告无效婚姻的错误判决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以使合法婚姻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最后的救济。
由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案例，合法婚姻的当事人因为错误的无效婚姻宣告而导致在财产分割中受到损害，并且不能向对方提出婚姻过错赔偿请求。这部分财产损失应该由谁承担？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第七项：“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显然，这部分损失应该由做出错误判决的人民法院承担。至于计算标准，则根据合法婚姻当事人通过离婚诉讼所应当取得的财产权益确定。至于当事人可能因离婚而取得的婚姻过错赔偿，因诉讼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并不一定为法律支持，并且离婚损害赔偿本身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因此不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只有将宣告无效婚姻的错误判决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使《国家赔偿法》具有现实意义，才能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促使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做到细致入微、公正执法。


综上所述，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的宣告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在立法活动中总结和纠正。相对于旧婚姻法在婚姻无效方面的立法空白来说，新婚姻法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并且是重要的一步。法律的废、改、立总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只有具有前瞻意识，才能使我们的立法活动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作 者：魏 冬

工作单位：辽宁无疆律师事务所


互联网关键词搜索中的权利纠纷和服务商责任问题

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杨安进



互联网搜索已经成为人们上网获得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因此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增值服务行业，在为数不多的可盈利的网络增值服务领域中显得既宝贵又争夺激烈。有人将关键词搜索对于互联网的意义，类比为操作系统之于PC机的意义，称为互联网的操作系统。
互联网搜索服务是基于两种需要产生的一种商业性服务：一是社会经济组织希望更好地传播其网站信息，使得他人能够更方便地访问其网站，由此希望在其传统标识(商标、商号等)与其网站、网页间建立直达（即类似域名一样直接访问）或非直达的联系；二是社会公众希望从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世界中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信息，无需准确记忆众多的域名、URL等符号也能较快地登陆所希望的网站、网页。搜索服务商在这两种需求中应运而生，充当了两种需求之间的桥梁。
互联网搜索的种类很多，包括分类搜索、索引搜索、书签搜索等，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应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中以关键词为搜索入口的网页索引搜索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而在关键词搜索中，又以IE地址栏寻址搜索、付费搜索中的竞价排名搜索以及搜索结果广告等三种商业模式，在当前取得了应用普及层面和商业盈利层面的双丰收。
本文将主要论述在关键词搜索中，涉及到关键词的一些权利冲突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搜索服务商责任问题。

一、关键词的属性
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思维速度，更超出了社会应对速度。当前几年域名纠纷轰轰烈烈从而引发人们对域名特性的热烈讨论尚未取得权威性的一致时，关键词的纠纷又源源不断送到各地法院。
域名纠纷和关键词纠纷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某些问题也许恰好可以来个“合并处理”。
笔者认为，关键词的属性主要可以分为商业属性、技术属性以及法律属性，而这三个特性又密切依赖于关键词在搜索中的现实应用情况。讨论互联网领域的法律问题大约有个特点，那就是要时刻密切跟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变了，“说法”就得跟着变。

1、关键词的商业属性
关键词的商业属性一方面取决于互联网搜索服务的巨大商业价值，这一点已经被众多的搜索服务巨头们和该行业的研究者们阐述得很清楚，在此不赘述。
另一方面，关键词的商业属性取决于特定的关键词本身所蕴含的商业价值。理论上讲，任何关键词都有商业价值，只是个大小问题。关键词的纠纷主要集中于一些商业价值大的关键词。从现实来看，商业价值大的关键词主要包括知名品牌（如“海尔”）、特定知名词汇（如“911事件”、“毛泽东”）和通用词汇（如“计算机”）。由于目前的关键词还是限于文字、数字、符号的表达形式（以后也许会扩展到其他形式），尤其是文字，因此，词汇就成为最主要的争议关键词。
词汇的商业价值在于其所代表和凝聚的社会生活信息，是这种信息的符号，这种符号被人们在日常中使用和关注得最多，从而形成了价值。这种价值与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也与不同地域、文字、文化背景、民族、年龄等因素密切相关。
正式基于此，人们对商业价值高的关键词就更热衷。

2、关键词的技术属性
关键词搜索一般是指搜索服务商抓取了互联网中数量巨大的网页，并对网页中的每一个文字（潜在的关键词）进行检索，从而建立网页索引数据库。当互联网用户使用某个关键词进行搜索时，所有在页面内容中包含了该关键词的网页都将作为搜索结果被搜出来。在经过复杂的算法进行排序后，这些结果将按照与搜索关键词的关联度高低顺序排列。
关键词作为词汇本身是自然可观存在的，与所有词汇一样毫无特色，而只有在进行互联网搜索时才有意义。从技术上讲，关键词就是互联网用户输入给搜索引擎程序的一个符号，这些符号有待于搜索引擎程序在其数据库中进行运算处理，并最终显示出与该符号存在关联度不同大小的网页。
由此可见，关键词的技术特性与搜索软件技术相关，服务商的控制空间非常大。

3、关键词的法律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在互联网搜索中，关键词具有必不可少的信息引导功能，这是其核心和本质价值。关键词的法律属性应围绕这个功能展开。
在很多情况下，关键词是一些传统标识在互联网上的新应用，其本质在于试图将传统标识的标识效果延伸到互联网空间，使得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能获得同样的标识效果，从而实现其目的和利益。
但识别性并不是关键词的必备特性，从信息引导功能来看，甚至可以说，关键词的特性和价值就在于其不具备识别性。真正的识别性是体现在搜索结果上，也就是信息的具体来源上。
很显然，关键词毫不具备赋权的特性，更不足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与域名略有区别，下文再述。
关注关键词的法律属性，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关键词本身，那是毫无意义的，而要集中于搜索结果，具体来说就是集中于服务商对关键词的控制上。

4、关键词与域名
关键词与域名具有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取向。域名的价值在于提供访问特定网站的上网功能，而关键词的价者在于信息搜集功能。
由于IP地址的全球性、有限性，以及域名与IP地址在技术上的密切联系，这些决定了域名是企业利用互联网传递、交换信息的基础性技术要件，属于相对有限的资源，因此，域名注册一般是由享有一定行政权利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委托的机构管理。
因此，鉴于域名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和相对有限性，域名注册服务是一种普遍服务，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域名注册机构不能将域名以及域名背后的IP地址资源作为自有的商业资源来进行市场销售，而是要在国家的干预下为不特定的公众无条件提供服务。
而在搜索服务中，有一种地址栏寻址搜索，其性质与域名极为类似，主要功能价值也是用于访问特定网站。但两者有根本性的区别，域名是全球统一体制下的基础性上网方式，具有全球唯一性，而地址栏搜索是在域名体系上建立的增值性商业服务，不具备也无需具备唯一性，地址栏搜索不仅可以提供上网服务，还可以提供一定的搜索功能。
也正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使得域名的识别价值大大高于关键词。所以，企业申请域名，经常是行使已有的标识性权利（如商标、字号），不会、也常不允许象关键词那样选择一些特殊知名词汇、通用词汇。
这样看来，如果类似地分析一下域名的商业属性、技术属性和法律属性，就会发现域名同样不足以赋予独立的权利，而仅仅是已有权利的一种行使方式而已，所不同的是域名常与那些标识性的权利联系更紧密些，而关键词常要松一些。

二、关键词搜索中的权利纠纷
根据上文分析，关键词的商业价值在于其所代表的信息符号属性，因此，关键词的冲突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标识性权利、通用名称、特定词汇。
关键词搜索中的此类纠纷，都产生于服务商对关键词的某种控制或干预，但因此产生的问题又无法单独以来服务商来解决。

1、标识性权利
在此类关键词中，最常见的有：商标、字号、网站名称、产品或项目名称。而分析导致此类纠纷的原因，又要考虑以下因素：权利的地域性和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商标的注册分类特性，商号的行政地域特性，网站名称的随意性，产品或项目名称的随意性。
同时，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又得考虑一些利益的平衡：权利人的权利边界，社会其他公众使用互联网服务的权利，互联网行业本身的发展等。
在考虑上述因素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所购买、持有的关键词产生异议，那么首先应该审查的是异议人对该关键词是否享有某种权利，而不是首先审查关键词的购买、持有者是否享有某种权利。如果异议人对该关键词不享有任何权利，则其异议一般就不能成立。如果异议人享有上述的某种权利，再审查购买、持有者是否享有某种权利，如果它也享有某种权利，则往往能作为很好的抗辩理由，使得异议也难以成立；如果此时关键词的购买、持有者不享有任何权利，则此时应审查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边界，如果该边界能涵盖到关键词搜索，则其异议应能成立，否则就不应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