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计委、监察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加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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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执行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根据一九八０年七月七日在北京签订的两国政府文化协定，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文化、科学、新闻和教育方面的友好关系和密切合作，就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交流与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一、文化
　　（一）双方鼓励互派文化艺术方面的专家或官员进行访问。具体事宜将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二）两国戏剧组织将互派一名专家进行访问，考察对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
　　（三）中国方面将于一九八七年在塞浦路斯举办中国民间工艺展览。塞浦路斯方面将于一九八六年秋天在中国举办塞浦路斯民间艺术展览。举办展览日期和其它事宜将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定。
　　（四）双方鼓励相互上映对方的电影。
　　（五）双方鼓励各自国家图书馆与对方交换书籍和刊物。
　　双方鼓励中国科学院和塞浦路斯研究中心互换出版物。
　　（六）双方鼓励相互翻译和出版对方作者所著的文学、学术和科学作品，鼓励双方的专门机构和作家协会之间交换有关材料，推荐可翻译出版的作品目录，并为此相互提供方便。
　　（七）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将各派一至三名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互访，对文化、学术和艺术生活进行考察、收集资料。访问时间不超过七天。
　　（八）双方鼓励互办文化周。
　　（九）双方鼓励两国青年组织互访，以便进一步增进两国青年之间的友谊。

　二、教育
　　（十）双方将为本科生、进修生及专业学习交换奖学金名额提供奖学金的一方将按提供方的法律、规章和程序选择学习科目，规定提供奖学金的条件和决定接受奖学金的人选。
　　（十一）中国方面接受塞浦路斯方面一至二名教育工作者来华考察二周。

　三、新闻、广播和电视
　　（十二）双方鼓励中国新华社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新闻局、塞浦路斯通讯社进行合作。
　　双方鼓励交换新闻资料、互派代表团或记者进行访问。此项交流计划将由双方有关单位另行商定。
　　（十三）双方鼓励在各自国家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介绍对方文化和艺术生活的文章。
　　（十四）双方鼓励交换广播和电视节目、有关文化和科学内容的电视记录片、音乐影片以及双方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人感兴趣的其它节目。

　四、体育和旅游
　　（十五）双方鼓励两国体育教育、训练和比赛等方面的组织、协会和机构相互交流经验和交换资料。交流活动的经费将由双方有关单位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十六）双方鼓励两国旅游部门进行合作。

　五、其它条款
　　（十七）双方鼓励相互邀请文化艺术和科学界知名人士进行讲学，参加在对方国家组织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各种国际会议、座谈会和专题讨论会。此项邀请最迟必须在每项活动开始前两个月发出，应邀人员抵达日期和旅行安排至少在十天前通知邀请方。
　　（十八）双方鼓励各自国家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进行交流和合作。具体事宜将由两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直接商定。

　六、财务规定
　　（十九）双方同意根据本计划进行交流的有关人员的费用，按照下列规定办理（除非另有协议）：
　　１．派出方负担抵离接待方首都的国际旅费。
　　２．接待方负担为执行本计划的派遣方人员在其国内逗留期间的费用（食宿费、国内交通费及执行文化交流计划所需费用，并在对方人员临时生病或出现事故情况下提供免费医疗。如需要，还应提供一名翻译人员）。
　　３．塞浦路斯方面将向中方人员提供：
　　带早餐的旅馆费和每天七点二０塞镑的零用费；或带两顿正餐的旅馆费和每天四点三五塞镑的零用费；或由塞浦路斯政府提供食宿。
　　４．塞方人员由中国政府提供食宿。
　　（二十）关于双方艺术团商业性演出的经济条件，将由有关单位另行商定，并签署具体协议。
　　（二十一）双方同意向奖学金获得者（大学生和专业进修生）提供：
　　１．塞浦路斯方面提供：
　　每月奖学金：地中海管理学院一百八十塞镑，高等技术学院和旅馆烹饪学院一百三十塞镑，林业学院一百二十塞镑（食宿由学生自理）。
　　免费医疗。
　　与学生完成学业或实习活动有关的一切国内交通费用。
　　２．中国方面提供：
　　二至三名大学生或专业进修生的奖学金，包括免费住宿和中国教育委员会规定的生活费。
　　与学生完成学业或实习活动有关的一切国内交通费用；
　　免费医疗。
　　（二十二）关于相互举办展览会的费用问题，规定如下：
　　１．送展方负担由本国到达对方国家第一个展出地点以及由最后一个展出地点返回本国的往返运费。
　　２．承展方负担展品在其国内的所有运费、展览会的组织、安全和宣传费（目录、海报或广告费）。
　　３．送展方负担展品保险费用。
　　４．承展方应保障展品在其境内的安全。展品如有损坏，承展方应为送展方提供所有有关展品受损的资料，以便送展方与保险公司做出适当的安排。提供资料所需费用应由承展方负担。未经送展方同意，承展方不得将损坏展品复原。
　　５．如展览有一名随展人员陪同，送展方应负担其往返国际旅费，承展方负担该人在其国内的费用。
　　任何有关互换出版物和专业资料的费用，都应由送出方负担。
　　（二十三）本计划不排除双方在共同商定的情况下，安排其他文化、科学、新闻和教育交流的可能性。
　　（二十四）在本计划期满前，双方将通过外交途径轮流在北京和尼科西亚商签新的执行计划。
　　本计划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尼科西亚签订，一式两份，各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邢秉顺　　　　　　　　　　　　　马尔基特斯
　　　　（签字）　　　　　　　　　　　　　（签字）
“企业公民”缘何得不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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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报2005年6月14日报道）“壳牌”石油公司的原则值得借鉴，它的原则就是：在强劲的收益率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价值、保护环境、尊重和保护员工、服务社区与相关利益方合作——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该像公民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相应义务。

胡星斗：著名中国问题学专家
杨 涛：社会学者
盛大林：时评家
杨宏生：本报记者
效益“最佳化”而不是效益“最大化”
记者：提到“污染”、“矿难”、“毒奶粉”、“苏丹红”之类的字眼，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盛大林：我首先想到的是，人类太不尊重生命了，对自己的同类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胡星斗：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道德”与“社会责任”。
杨涛：我首先想到的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企业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存在，但一个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能用危害社会的方式来进行，追求利润与造福社会，保持一种“双赢”的状态，企业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当然，“双赢”状态的形成，政府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在讨论“企业公民”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是否应该首先澄清一下“企业公民”的涵义？
盛大林：有很多人对这个提法比较陌生，应该先解释一下。依我的理解，所谓“企业公民”就是指企业也应该像公民一样承担起各种责任和义务。
胡星斗：所谓“企业公民”是从“公民”一词演绎而来的。“公民”指能够了解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包括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国民。由此，可以界定“企业公民”指能够了解和履行自己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企业。
记者：就“企业公民”这个概念来说，其侧重点是“企业”还是“公民”？
杨涛：在我看来，“企业公民”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公民”。公民是法律概念，是宪法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企业公民”的提出，是要将企业视为法律主体，强调一个企业要有主体的意识，也要像公民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
记者：“企业公民”行为属道德范畴，还是法律范畴？
胡星斗：其行为既有道德范畴的事项，如捐赠、公益精神，也有法律范畴的事项，如破坏资源环境、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使用童工、虐待工人等，还有道德与法律兼具的事项，如是否讲信用、尊重生命等。
杨涛：“企业公民”行为首先应当是法律范畴，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强化对员工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对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提供公平的交易机会等等的“企业公民”行为，事实也是法律所规范的。当然也有许多“企业公民”行为，诸如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并没有为法律所规定，这些可以说是属于道德范畴。
记者：“企业公民”的核心是“承担社会责任”。但是，企业“最大化赢利”和“承担社会责任”二者本身是否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杨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时间来看，可能存在因为承担社会责任影响企业赢利，然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如果只关注利润，不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胡星斗：所以，我不赞成使用“企业公民”一词，应当使用“公民企业”一词。片面地强调“最大化赢利”必然与承担社会责任发生冲突。“公民企业”的核心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利益最佳化。注意，我使用的是利益最佳化一词，而不是最大化，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在社会责任、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利益最佳化本身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生产了优良商品、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准。
某些企业的公民意识严重缺失
记者：您认为现阶段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什么状况？是很普遍，还是极少？
杨涛：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极少的，不过，这种状况也开始在改变，一些企业特别是合资企业正在起着榜样的作用。
盛大林：绝大多数企业意识不到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胡星斗：我国目前极少有“公民企业”，这与中国的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公共精神不发达、公共道德沉沦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说，一个企业大致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纯粹挣钱、追求规模与“企业公民”时期。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停留在第一阶段，一部分企业进入第二阶段。基于此观点，您认为，就目前而言，呼吁我国普及“企业公民”意识，是否超前？
胡星斗：他的三阶段说基本上是准确的。第二阶段应为追求控制力阶段，包括追求规模、权利和控制力的扩大。中国的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前两阶段。但并不能说呼吁建立公民企业就超前了，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目标指引，健康的发展更需要优秀的企业。
杨涛：的确，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发展的不充分，给我们普及“企业公民”意识带来阻碍，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的环境下，在资源紧张、环境恶化以及贫富分化等等背景下，我们不能等到企业发展充分了再去提“企业公民”意识。
记者：我国为什么缺失本土“企业公民”？
胡星斗：我国缺少“公民企业”，一是企业发展还没有进入高的境界和阶段，二是社会公民意识不发达，公共精神缺乏，道德沉沦。
杨涛：一方面的确跟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不长、企业经济实力普遍不够强有关；另一方面，跟企业家本身的人文关怀素质不够以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且参与公众事务决策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并不足以形成制衡力量有相当关系。强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对企业的制约非常重要，这有助于企业在多方博弈中自觉履行“企业公民”行为。在西方，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环保组织等组织对企业形成制衡，对“企业公民”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今年5月10日，在“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九大环境违法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说：“受《环境法》制约，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也高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守法吃亏”使一些企业形成“宁可受罚也不愿治污”的行为习惯。正如一家企业负责人所说：“我们宁可继续生产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继续受罚，反正环保罚款的钱远远不如停业整顿的损失和环保设备的购置维护费多。”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胡星斗：是呀，法制、制度不完善，也是“公民企业”缺少的原因之一。必须完善制度和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和惩处力度才行。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考核企业的标准往往是企业经济规模，是经济增长点，是税收。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不惜牺牲环境，招商引资时降低门槛，新建项目时擅开“绿灯”。对于企业的问题（比如矿难、污染等），地方政府往往是压着、捂着，生怕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您如何评价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
胡星斗：某些不正确的政绩制度确实成为企业“不公民”的原因和保护伞。所以说，完善制度，确立法治，建立能够代表矿工、农民工和广大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制约老板、地方政府的错误行为，也是关键。
杨涛：企业本应尽的社会责任被政府所掩饰，企业就没有动力从事“企业公民”行为，这样可能带来一时经济增长，企业却无法做强做大，而且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后果。
企业需要“人文意识”
记者：企业的“公民”意识不强，会产生什么后果？
杨涛：企业如果只顾追求赢利最大化，而没有“公民”意识，长此以往，环境污染严重，企业内部劳资对立，企业与弱势群体对立，企业外部生存环境恶化，企业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也将因此受到极大损害。企业没有“企业公民”意识，企业的经营行为发展下去可能是与社会环境的“零和博弈”。
盛大林：企业缺乏“公民”意识会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从企业自身来讲，它会降低企业的美誉度，削弱企业长期发展的社会基础；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也会危害自身的安全。“公民”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如果别人都没有“公民”意识，那么每个人都不会有安全感。总之，企业的“企业公民”意识不强会危害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记者：就目前而言，我国“企业公民”得不到普及，责任在谁？谁应该承担普及“企业公民”意识的责任？
胡星斗：责任一方面在政府，一方面在企业家的素质和企业本身，另外，还有社会、文化的因素。没有公民社会，哪会有公民企业？没有公民文化，国民普遍自私、狭隘、惟利是图，那么企业家的素质也就高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