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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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
全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
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
规划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的要求，更加深入地在全路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增强铁路职工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自觉地依法办事，保证
国家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结合铁路的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任务
全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二个五年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任务是：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国普法工作的统一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全路开展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普法教育，以《铁路法》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学习
国家的基本法律，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学习与铁路业务有关的专业法律知识，进一步提高铁路职工特别是干部的法律意识，为铁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服务，为铁路运输生产服务。
二、普法对象和要达到的目标
这次普法对象为铁路系统的全体干部、职工。重点是科级以上干部。
（一）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基础法学理论、宪法和有关的专业法律知识，提高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维护铁路企业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和能力。
（二）职工要通过学习国家的基本法律知识与自身业务有关的专业法律知识，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各项事务。
（三）通过普法教育，干部90％以上，职工80％以上要达到考试合格。
三、主要内容
全路普法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全路职工必须学习的国家基本法律知识，二是针对不同专业需要学习的专业法律知识。科级以上干部学习法学基础理论。
（一）全路职工必须学习的基本法律有：《宪法》、《行政诉讼法》、《义务教育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国旗法》、《企业法》；《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以及国家有关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法律和法规。
（二）全路各单位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职工学习《铁路法》及其配套的法规、行政规章。
（三）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特点，选学与专业关系密切的有关法律法规。如《土地管理法》、《食品卫生法》、《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商标法》、《专利法》、《标准化法》、《总会计师条例》、《工业产品质量条例》、《价格管理条例》等。
四、步骤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国“二五”普法规划的统一要求，铁路普法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阶段
1991年为准备阶段。这一阶段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1、全路各单位要结合本规划和当地省级人民政府“二五”普法规划，制订本单位的普法实施计划，于1991年7月底以前，报部和当地省级人民政府普法宣传主管部门备案。
2、分层次培训普法宣传骨干。部体改法规司和政治部宣传部，1990年11月份举办的《铁路法》学习宣传骨干培训班是进行“二五”专业普法宣传骨干力量。各单位要组织好本单位的普法宣传骨干的培训工作。
3、组织编写专业法教材、辅导资料及常用法律手册。
（二）实施阶段
各单位要按照实施计划的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组织实施，要把《铁路法》的学习宣传贯串始终。各单位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安排学习内容，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国家的基本法律和专业法律知识，在1994年底前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三）考核验收阶段
1995年为考核验收阶段，考核验收要按照干部考核标准、职工考核标准和单位考核标准分别进行。
1、干部考核标准：
（1）对规定学习的法律知识比较熟悉，经考核合格；
（2）能够运用所学的专业法律知识管理本职工作；
（3）科级上干部应掌握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
2、职工考核标准：
（1）对规定学习的法律知识基本了解，经考核合格；
（2）懂得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自觉履行公民的义务；
（3）熟知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业法律知识以及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3、单位考核标准：
（1）参加普法学习的人数达到全员的90％以上，经考核合格的达到80％以上；
（2）本单位的工作基本走向法治的轨道；
（3）职工违法行为明显减少。
干部、职工的考核成绩，作为任免、评定职称、晋级、评先进的条件之一，单位的考核成绩，作为评选先进集体的条件之一。
五、方 法
（一）普法宣传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法与用法相结合、面授与自学相结合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二）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通过试点工作，培养普法典型，及时总结经验在全路推广。
（三）充分发挥报刊、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的作用，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工作。
六、组织领导
（一）为保证本规划的顺利实施，各单位应明确一名领导同志负责普法工作，并明确办事机构，切实抓好普法工作。
（二）铁道部由体改法规司和政治部宣传部共同负责对全路普法的指导与协调工作。体改法规司侧重于法律专业性教材的编写与有关学习资料的汇编；宣传部侧重于全路普法的宣传教育工作。
（三）各单位要贯彻落实部的普法规划和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的普法规划，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好本单位的普法工作。
199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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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律师与当事人间的信息能力及其不对称的效应
杨蕾（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信息能力在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作用，并揭示出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及其危害，最后提出今后应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等方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弊病。
关键词：信息能力 信息不对称
引言
按照科斯第一定律：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但当我们从“书本上的法律”转向“行动中的法律”的时候，才发现，有人类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交易成本的产生与时空阻隔、人类经济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有关。从某种层面上讲，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这种交易，充分、有效的信息是理性交易的前提，因此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律师与当事人间的关系，从而对两者间的任何活动产生效应。
一、概述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息能力
1、信息及信息能力
学术界对于信息定义的看法不但未能趋向统一，似乎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了。1972年有一位学者在论文中统计了1959——1971年间关于信息科学的理论，他发现有39种信息的定义，这些定义中除了都有信息概念之外，找不到共同之处。更令人惊讶的是，据说目前有文献可查的信息定义已超过200个。我国学者在从哲学上考察信息本质时，也是众说纷纭，提出了分布论、属性论、关系论、价值论、表征论等许多不同的观点。无论信息该如何定义，但依现实而言，当今世界是处于知识经济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价值，信息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只有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开发、利用，才能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为人们带来价值，为企业、社会和人类创造财富。这就需要信息的拥有者具有一种能力，来发现信息、整合信息、运用信息……为企业特定的目标服务，并将这些信息提炼、升华为企业独有的知识体系，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并保持竞争优势，这种能力就是信息能力。
就信息能力在律师和当事人间关系的作用而言，双方存在着交往行为，理性的交往的平台之一是双方必须进行“平等”的话语（哈贝马斯语），信息互通即为这种平等话语行为创造了可能性，信息能力主要功能在于使双方的决策信息更充分、准确、分布更均匀；同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对其自身的信息失灵的克服则侧重于信息对法律的影响，因为法律如果不考虑信息问题，就可能会趋于无效。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中受到忽视。律师与当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基于信息视角进行阐释、处理。所以，在律师与当事人服务关系成立后，都必须具备起码的信息能力，这种能力即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时，需要充分考虑信息问题，可以直面信息问题或绕开信息问题，但不能对其忽视；只要保证具备信息能力，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与双方的交易都能有效，这不仅仅归为一个法律和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既然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则社会化必然使双方需要积极获取大量的信息，本文若将所有信息都一一阐明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故本文仅从律师与当事人双方获取对方信息入手，积极探求信息能力在双方关系中的价值。
2、律师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现实中律师的执业活动是“一种作为社会现象的实际存在”， 故“一个对社会学知识一无所知的律师是没有竞争力的”。 如果律师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客户的利益，就一定要考虑案件的社会结构。如何获得案件的社会结构，信息就成为其载体。信息能力贯穿于执业活动的若干阶段：从筛选案件；设计费用支出；选择参与案件的人员；决定是否要求庭外调解；选择法官、陪审员、审判地点；设计审判中的策略；当败诉后决定是认罪还是继续上诉等。
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可以根据纵向位置来预测和说明法律的量：法律的变化与等级成正比。” ，于是，一般律师在挑选案件时，充分发挥其信息能力，获取当事人的社会分层方面的信息。在同等因素下，社会分层较低的人比较高的人打官司取胜的可能性要小，因此，律师自然会选择代理社会分层较高的当事人。同时，“法律的运动方向预示并解释了法律的量：向下指向的法律多于向上指向的法律”， 这使的律师在搜取信息时，会考虑代理向下指向的原告与向上指向的被告。根据关系距离理论 ，“人们随着他们对他人的生活的参与程度而变化，这种参与程度界定了他们的亲密性或关系距离”，所以，律师一旦搜寻到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关系信息，则会选择代理与被告关系距离较远的原告、与原告关系较近的被告。在我国，深受传统社会的伦理精神的浸染，人们往往更多关注道德层面的正义，而忽略法律上的正义。于是，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即会从多渠道掌握当事人信息，利用所谓的“同情弱者”的理论，使自己代理的当事人是可能因为博取社会和法官的同情而胜诉。在律师收取费用时，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是律师的技能之一。我国在1997年取消了1991年的律师收费标准以后，我国的律师收费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计时收费、一次性付费、协商收费，根据法院判决赔偿的数额提成（又称风险代理）等等。受制于经济发展程度，计时收费往往在大中城市开展得较多，但在较为偏远的乡镇农村则不多见。头脑活络的律师在选择收费方式时，会事先掌握代理事务的信息，根据信息推测案件从法社会学看是不利的，尽管可能获得巨额赔偿，但由于败诉率较高，律师往往会选择不管结果一次性付费方式，而不会选择风险代理。但若案件的社会学和技术方面因素多很强时，律师一般会选择按风险代理方式收费。当然律师搜寻当事人经济、信誉、教育情况等个人信息，也是其代理费用顺利获得的保障，因为当今社会现实，依然有当事人故意拖欠或不给律师代理费的情况。 当然律师需要获取的信息是很多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变量，本文仅仅局限于其获取当事人的信息的一些方面。信息能力使律师在代理时，不仅仅依靠法律原理与执业技术等问题，就可以更清晰更有效的处理好代理事务及与当事人的关系。
3、当事人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不但是律师必须具备，当事人要想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值得对其重视。例如，个人或组织在接触律师之前也得掂量一下该纠纷的社会学方面的价值，其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是需要通过信息获知的。通过对案件各种信息的了解，选择是否需要诉讼，这样就可以避免诉讼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结果不合理等情况。同样，信息在当事人挑选律师时尤为重要：年长有经验的律师则会成为首选。而事业刚刚起步---尤其是女律师或者少数民族律师是难以得到当事人青睐的。当事人对于律师的信誉和执业经历、以及专业能力等信息的了解，是当事人与律师委托关系建立的前提和保证；当事人对于律师对案件的设计和处理、证据的搜集情况等信息的获知，保证的两者间的合作关系和学习关系。为了增加庭外调节的可能性，当事人可以选择和那些和对手律师关系很熟的律师；如果在法庭审理时有可能会遇到麻烦，选择律师时当事人应考虑与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当事人还应优先考虑聘请当地的律师，尽量不聘请外地的律师；对于上诉，比较妥当的措施是选择与上级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以上种种都离不开当事人获取信息能力的发挥。
但现实中，当事人寻求和接受律师服务过程中，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往往遭遇以下阻碍:一，信息有价:首先是“机会成本”，指搜寻活动耗费的时间；其次是“交易费用”，指搜寻活动产生的交通、文印等费用。二，成本的付出并不必然导致收益的增加。信息是有层次性的，单位搜寻成本随层次的加深而增大；当搜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搜寻收益便开始递减；且随着信息逐渐趋于完全对称，单位搜寻成本趋于无穷大，可能远远大于因此而获得的收益。因此，追求信息完全对称是不经济的。三，律师服务高度个体化，服务质量受律师个人学历、经验、性格、口才、应变能力、社交网络等诸多因素影响，但这些信息均专属于律师本身，外界很难搜寻获得。四，律师和当事人之间除信息不对称外，还往往存在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许多当事人在律师面前本身即是寻求帮助的“弱者”，而非纯粹的平等交易主体。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面临诸多非法律梗阻。所以，在现实中，当事人的信息能力较之律师来说，是很微弱的，于是造成二者在接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律师在追逐利益过程中频频违法，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到损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当事人与律师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分布不均。不对称信息，既是不完全信息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又是不完全信息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不完全信息，简要地说，即是指信息的不全面、不确定的状态。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或采取其他经济行动时，由于有限理性、获取信息成本太高等原因，不可能知道一切相关的知识，更不可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所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完全信息只是一种不断追求的理想化状态。不完全信息可以是对称的，但更多的是不对称（或非对称）的。可见，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即使当事人付诸信息搜寻也不能达到完全对称。
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律师的违法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律师行为往往就会偏离合法轨道。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
第一，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经济人”总是见缝插针，在收益与成本问题上绞尽脑汁，追求利润最大化。“卖方”占有信息优势，便可能蓄意抛高商品售价，或在正常价格下提供劣质商品。对律师来说，就可能滥用信息优势欺诈当事人，谋求非法利益。比如:当事人对律师执业资格的信息空白，导致了黑律师、实习生(实习律师)冒充律师、枪手律师及幕后律师的泛滥；对律师个人素质的无知，又形成虚假广告的生存空间；双方在案件难度、市场行情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又使虚假承诺、混乱收费有隙可寻；而当事人对律师代理活动的了解不足，更使偷工减料、草率行事、双方代理、串通对方当事人及隐瞒失误等违法行为得以滋生。
第二，发送虚假信号(signal).“当信息不均匀地分布时，不仅存在着对获取信息的刺激，而且存在着对传播信号的刺激。” 信息优势方会积极显示或制造市场信号，向信息劣势方传递其私人信息，力图证明其市场能力。在律师市场中，一方面是信息劣势的当事人尽力收集律师信息；另一方面，律师不会被动等待当事人的挑拣，他往往会主动出击，一边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不良“质量”信息，一边大肆张扬甚至虚构自己的优点，声称自己是当事人的最佳选择；甚至还会编造事实低毁同行，变相地提高自己。违法宣传现象便因此产生。但囿于信息的不对称，当事人很难分辨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撒谎。尽管宣传广告是重要的信号传递手段，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认为，对理性的当事人而言，以下信号也许更具有吸引力:一，文凭和职称。虽然文凭和职称并不一定与能力成正比，但至少具有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和权威性;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号中，往往更能得到当事人的青睐。二，经验和背景。如诸多律师均着力宣传自己的法官、检察官从业背景，或突出与司法人员、行政领导的家属、亲戚、同学、朋友等关系。三，经济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侧面表征事务所或律师的能力;因此，一些事务所或律师不惜重金租赁高档写字楼、印制精美宣传品、使用特殊电话号码，其实均是在向当事人发送“我很出色”的信号，吸引当事人的信任。
2、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行业危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律师在执业中就会通过道德风险和传递虚假信号而获取不当利益，当这种情况在市场上泛滥以后，则可能引发出整个行业的危机。
第一，交易费用的提高，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律师与当事人交往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学习和“搜寻”获得更多的有关律师或委托事务方面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改善其所处的信息劣势地位，进而完全与律师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但搜寻并获得更多的商品信息是要付出时间和金钱的，也即是有成本的。而信息的不对称不仅直接导致了交易费用的提高，而且有时使信息费用高不可测。这样，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交易很难达成，律师与当事人间信任委托关系难以成立，也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
第二，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竞争规律受到扭曲。在人们进行交易时，商品的质量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了解商品的质量，真正了解商品质量的只是商家，也就是说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消费者并不拥有市场商品质量的真实信息，他们无法辨别哪个商家说的是真话，哪个商家说的是假话，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决定购买数量和支付价格。在好商品和次商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次商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有优势。当消费者发现所购商品并不如原来想像得那么好时，他们就会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上商品质量的估计水平，降低愿意支付的价格，如此循环反复，就有可能将成本高的好商品淘汰出市场，留下的是次品，这就是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时的市场也被称为“柠檬市场”在律师服务市场中，“柠檬效应”其实已经在某些地方初露端倪。其一，在价格竞争方面，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某些律师拥有非法资源而使代理成本低廉，或企图在代理过程中偷工减料，或纯粹打算骗取代理费，故敢于恶性杀价，导致当事人调低价格预期。其二，某些当事人成为虚假宣传、道德风险行为的受害者，产生对律师的普遍不信任，也会调低价格预期。结果便是: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律师为避免入不敷出，不得不调低服务水平，真挚选择退出。市场上律师服务的总体水平降低，大量投机分子、“黑律师”、诈骗分子混迹其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是当事人与律师的利益、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间的对立、冲突。但正是由于未能妥善处理好这些利益冲突，使当事人和律师的防卫理性都有多增强，而不断的进行交易方案的调整，最终影响整个律师服务市场的交易规则，危及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市场中大多数主体的利益。
三、解决之道---树立信息交往理性
律师与当事人间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是指在提出“适当要求”的基础上谋求对方的认可，并根据理解达成协议的行为。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它是行为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交往行为在三个方面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一，它使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而能继承和更新文化传统；第二，它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第三，它使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成长，成为达到个人人格同一性的“社会化”的基础。哈氏强调，真正的理性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并且通过“沟通行为”将人们从社会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可能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对话一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律师服务于当事人的行为，正是这种通过“沟通行为”、为需要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服务，具有内在理性的“交往互动过程”体现在律师与当事人间法律服务过程中。故此，针对当事人与律师间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来看，两者必须进行沟通，进行信息交往，才能尽量避免律师的违法行为和行业危机等的出现。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就应当成为改进的方向：
第一，信息强制公开和完善信息传递。可以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包括：（1）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资格、资质、执业年限、执业地域，律师个人性别、年龄、兼职情况，律师事务所注册资本、律师人数、分支机构情况等。（2）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记录。目前深圳、吉林等地已有类似试点 。同时，对于“逆向选择则”则要进一步完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又包括以下两方面:（1）多渠道化，确保当事人能多途径获知律师信息。目前可行的渠道包括: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级律师协会。实践中某些地方法院、检察院也有类似设置 。（2）方便化，让当事人能顺畅使用公开信息。目前主要有媒体公布(曝光)、电话查询、网络公布兼查询等方式，应该说还是比较方便，但缺陷在于大多当事人均不知有此渠道。第二，发展实施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律师行业最特殊处在于:律师能力高度个体化、综合化，受律、币个人学历、人格、经验、社交网络、应变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很难进行量化评估。因此，笔者建议参照人力资源领域的“猎头”，公司体制，发展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由该独立的第三方来收集律师信息(如学历、既往案例、科研成果、从业背景等)，客观公正地评价律师的专业优势、个人能力和信用记录，并有偿披露给当事人。第三，发展当事人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功能，平衡律师与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律师之所以敢于实施道德风险行为，部分原因在于当事人力量过于弱小；且一般当事人打官司都是偶然的，不是律师的长期客户，双方几乎没有再次合作的可能，律师可以在该“一锤子买卖”中算尽心机。但是，若诸多当事人联合为行业协会(如消费者协会、货代协会、出租司机协会等)，不仅实力增强，在整体上也成为任何律师都想竭力拉拢的重要客户，律师将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且，一旦协会成员遭受律师违法行为的侵害，协会可以对该律师进行集体抵制。第四，加强对律师违法行为的惩罚。否定评价和强制制裁永远是对付违法行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司法部2004年初颁布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就对21种律师个人违法现象、23种律师事务所违法现象进行了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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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怀玉 著：《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载于《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
编号：
财产犯罪法益研究之分析检讨
论文提要：
侵犯财产犯罪是高发型犯罪，占据刑事案件的多数，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一直对于侵财犯罪保持了恒久的关注，依照通说侵财犯罪属于自然犯罪，相对于行政犯罪具有更为普及的文化道德谴责，所以国民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着潜意识历史的评价，如果说刑法具有正义的品质，那么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客观且蕴含公正，可是作为法律人，我们知晓法律理论最为深奥的并非当下标新立异的观点学说，反而是法学理论长期的学说争论更加博大精深、直指真理，在如今经济关系复杂发达的境遇下，财产犯罪的法益到底是财产所有权还是占有状态抑或是财产利益之本身，刑法理论并没有较为统一的判断，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虑，本文将从例举案例展开，介绍国内外主流学说并予以评价，最后在已经较为成熟的观点上作出修正提出笔者的观点，希冀用自身微薄之力为司法实践有所助益。（全文共9698个字）
概 述
侵犯财产犯罪是高发型犯罪，占据刑事案件的多数，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一直对于侵财犯罪保持了恒久的关注，依照通说侵财犯罪属于自然犯罪，相对于行政犯罪具有更为普及的文化道德谴责，所以国民对于侵犯财产犯罪有着潜意识历史的评价，如果说刑法具有正义的品质，那么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客观且蕴含公正，可是作为法律人，我们知晓法律理论最为深奥的并非当下标新立异的观点学说，反而是法学理论长期的学说争论更加博大精深、直指真理。在如今经济关系复杂发达的境遇下，财产犯罪的法益到底是财产所有权还是占有状态抑或是财产利益之本身，刑法理论并没有较为统一的判断，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虑，又因为规范财产制度原本是民法最重要的职责，财产也成为法律体系中最频繁、最广延的概念，在同一法律语境下，部门法之间逻辑概念的推演和殊途同归的价值认证使得刑法理论必然受到民法中财产制度的暗示，但刑法理论的展开需要借助民法研究成果时必然也受到民法学理论高度的限制，故而研究侵犯财产犯罪的学者们希望通过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找到一言以蔽之的判断标准确保刑法在实际的操作中与时俱进，但侵犯财产罪的复杂的表现形式提醒我们不能满足于前辈的成就中，疑难案例是推动法学发展的原动力，本文将从例举案例展开，介绍国内外主流学说并予以评价，最后在已经较为成熟的观点上作出修正提出笔者的观点，希冀用自身微薄之力为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关键词：本权、占有、法秩序、财产利益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国内新派学说观点
从传统刑法理论来看侵犯财产犯罪的法益或者说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 ，这样的表述一直笼罩着国内刑法的主流学说，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坚持这样的学说很难解释以下的案例，案例一：受害者也就是原所有权人从盗窃犯手中将财产“秘密窃取”回来是否构成盗窃罪，既然民法中有物在呼叫主人的法谚，刑法能否将之评价为犯罪；案例二：第三人从盗窃犯手中盗取财产，盗窃犯本人不可能对财物拥有所有权，第三人也没有对该财产拥有权利，该行为侵犯的法益又是什么，能不能将其归纳为犯罪；案例三：诈骗他人手中的毒品或者其他违禁品数额巨大的能否表述为侵财犯罪，违禁品的财产权利应为国家垄断，非法利益能否得到国家保护；案例四：某人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车辆被有关部门扣押，为了避免行政处罚的被动，夜间将自己的车辆“偷”回，事后查明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最高处罚是罚款上限为500元，那么其“偷”回自己所有的车辆的行为如何定性，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还是侵犯财产犯罪，如果定性为盗窃罪数额又如何计算；案例五：某人对他人负有债务又不愿意偿还，便持刀威胁债权人写下放弃债权的书面文件，债权既然难以占有公示，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罪的法益，如果不定性为抢劫罪又该如何评价。
对于以上疑难案例，依照传统理论中认为“公私财产权利”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客体已经难以解释，张明楷教授提出了“侵犯财产罪的法益主要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采取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是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 ”，其中本权包括合法占有的权利和债权，依照该观点，案例一受害人盗取回自己的物品没有侵犯盗窃犯的财产权，虽然侵犯了财产目前的占有状态，但是该行为是本权人恢复权利的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但是第三人侵犯了盗窃犯对于财产的占有法益构成盗窃罪，毒品及其他违禁品应当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收缴，同样违禁品也具有财产价值所以案例三也可以定性为财产犯罪，再次债权可以评价为本权，所以案例五中的逼迫债权人放弃债权应构成抢劫罪。
二、 国外侵犯财产罪法益的学说观点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一员，其法律理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即便如此，德国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仍然争论不休，目前主要有三中观点较为突出。
（1 ）法律的财产说，此说认为刑法中的财产就是民事法上的权利，财产罪的本质是侵害民事法上的权利，处罚财产罪所要保护的也正是这种权利，但按此说，不法原因给付物（如嫖客给妓女的预付款、赌博者支付的赌资等），无效债权，采用盗窃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物，由于不受民事法律保护，违禁品也不能成为财产罪保护法益的财产。无论本权人或第三者盗取、诈取、侵占这类钱物，自然也就不能构成犯罪 。
（2 ）经济的财产说，此说认为，凡是有经济价值（或金钱价值）的利益都是财产，都可以成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反之，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即使是民事法律的保护的权利，也不成为财产。对这种权利的侵害，不可能构成财产罪，至于经济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得的，占有者是否有民事法上的权利，则在所不问，因此，盗窃犯偷来的赃物，因为有金钱价值，自然也是财产，不仅第三者采取非法手段从盗窃犯手中夺取，构成财产犯罪，而且权利人（如所有者）不通过法律程序直接私下取回，也构成盗窃罪 ，以该说类推诈骗妓女免收嫖资数额巨大，如果可以将妓女的性服务评价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力”也可以构成诈骗罪。
（3 ）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折衷说。认为除违法的利益外，由法秩序保护的整体上有经济价值的利益是财产。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既有民事法上权利的一面，又有经济利益的一面，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法律上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都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一面，忽视了另一面，因而容易走向极端，并导致不合理的结论。所以，只有法秩序承认的利益，或者说只有民事法上应该保护的利益，才能成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但是，刑法上的法益也可以是民事法上无权利的利益，只不过不能是民法上不被保护的违法的利益 。如果我们站在该学说角度可以推出一国法律体系原本一体，刑事法律不只是民事法律的继承，一般来说民事法律所确定的具有财产价值权利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但是民事法律未规制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作为整体法秩序的需要也可以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可以通过威慑表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促进法秩序的和谐正义。
日本刑法学家对于德国刑法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并对我国刑法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在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主要有以下观点：
（1 ）本权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指财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本权是指法律上的正当权利，即行为人占有财物是基于法律上的正当理由，本权首先是指所有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本权，如租借权、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等。行为只有侵害了他人的这种本权，才构成财产犯罪 。例如，盗窃他人合法所有的财物就是盗窃罪，但盗窃他人不法占有的财物，则不构成犯罪。
（2 ）占有说，占有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至于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则在所不问。对被盗之物，即使是所有权者，除了采用自救行为及其他合法手段取回之外，也不允许本权人侵犯犯罪嫌疑人对赃物的占有，否则就可能构成有关的财产罪。例如，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采用胁迫手段夺取其相当数额财物，可以构成财产罪，其主要理由为刑法只是规定财产犯罪对象是“他人的财物”（日本现行刑法第235 条），而没有规定是“他人的所有物”，这就表明，刑法所保护的并不限于他人的所有权，即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只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 。
（3）安全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本权（包括所有权）以及安全的占有人，在这种学说看来，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本权还是占有，是一个如何发挥刑法的作用来维护财产秩序的政策问题，既然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秩序所肯定的法益，因此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基本上应是民法上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在民事关系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民事纠纷应由民事方法来处理，刑法的作用是保护由占有这种事实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财产秩序 。依照该说刑事政策不能只是关注物权法律制度静态的描述，刑法仍然需要为行政法和诉讼法中法定程序树立威信，所以本权人虽然对目前的赃物具有所有权，但是“秘密窃取”赃物行为事实上是对于国家的暴力垄断提出挑战，刑法需要捍卫法律文明的发展，所以案例一中犯罪人既然对财物已经安全占有，受害人将财物取回应构成盗窃罪。
（4）与本权无对抗关系的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终究是为了保护财产的所有权与其他本权，虽然保护本权的前提是要对财物的占有本身加以保护，但对一切占有都无条件地保护也是不妥当的，因此当事实上的占有与本权产生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时，只要事实上占有一方与本权的对抗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进行保护。如被害人在被盗后立即将被盗的财物取回来就不能认为是犯罪，但诈骗他人占有的违禁品确因为自身不能取得赃物的所有权所以应构成诈骗罪，该观点认为如果对财物的占有，一开始就是与本权相对抗的，则没有合法的理由，刑法不应因此对这种占有进行保护 。
三、各种学说的评价
从德、日刑法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本权说一般来说对应法律财产说，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认为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核心几乎一致，而占有说与经济财产说所阐明的观点极其相近，其中法律经济说与安全占有说及本权对抗占有说属于中间说，在19世纪本权说或者说法律财产说占有优势，可是随着民事法律关系的发达，所有权能的分离，如果刑法只是机械的保护本权者难免在保护财产利益上无能为力，所以占有说及经济利益说脱颖而出成为刑法理论的主流，但坚持占有说在司法实践方面造成过分保护的情形并扩大了处罚范围，中间说希冀在两种理论中寻找平衡以达到既要完成保护财产利益的任务，也要合理的控制最严厉的国家责难的范围的目的，其实所谓的中间说包含五花八门的理论，比如安全占有说偏向了占有说，而法律经济说基本上是在本权说上予以妥协，事实上国内刑法理论也对传统的公私财产权利予以修正，张明楷教授主张在本权说上加以修正附加“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并对于本权者的相关行为拟制为没有侵犯法益从而使公平在刑法中得到豁免，应该说该观点原本是在本权说上汲取占有说及本权对抗说的合理部分，也有学者认为刑法理论在面对多元信息化的社会现实中应当与时俱进，既然德、日刑法理论从本权说走向占有说，我国刑法理论不应留恋于本权说，应紧跟历史潮流确认侵犯财产罪的法益是占有制度 ，占有具有中性的角色，能将复杂的财产关系明确简单化，如果本权人将自身财物“秘密取回”虽然客观上侵犯了财产罪的法益，但是可以认为本权人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不满足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样便可以利用目的犯理论为争论不休的侵犯何种法益的问题上减负，使主观有责性与客观违法性各自据守阵地并在逻辑上更加顺畅以简化复杂的刑法理论。那么该选择何种理论观点来指导司法实践，我们依然要对比各种观点的优劣。
1、 本权说的评价
本权说是所有权说的进化，刑法理论上一度将所有权说奉为圭臬，除了少数如挪用特定款物罪之外其他犯罪在一般常态下侵犯的都是对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但所有权说存在疑问，既然物权法规定了自物权和他物权，如果只是保护自物权，他物权所具备的财产利益难以被刑法保护则不能完成刑法保护法益的任务，比如所有权人将质押在他人处的质押物秘密取回则难以构成盗窃罪，这样的结论难以被市场经济环境所接受，因此修正的本权说又将他物权甚至债权包容其中，但本权说仍有疑问，因为民法上权利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法律事实，如果发生前文案例二所描述的情形依照本权说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因为“好运”盗窃了赃物反而免于刑事处罚又如何能发挥法律的指引机能，还有坚持本权说会使虽然在民法理论上暂没有确认为民事权利但又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财产性利益失去刑事制裁坚强的后盾，同样刑法理论的展开确要受到民事权利理论发展的限制未免所失甚大，坚持本权说难以说明正当防卫的问题，比如甲盗窃了乙的财物，而丙正在盗窃甲盗窃乙的赃物，甲确因为没有赃物所有权不能正当防卫 ，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本权说也难以对于诈骗、盗窃具有财产价值的违禁品的行为如案例三有着客观的判断。应该说本权说一度作为主流学说必然具备其合理性，本权说直指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核心，一般来说成熟的民法会将绝大部分财产制度规制的相对合理，而刑事责任对民法权利的“一一对应”的终极保护也能让经过系统学习法律的法官们在逻辑上更容易把控，本权说对于绝大部分财产犯罪的法益保护来讲是合格的，可惜的是本权说将自缚手脚难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而成为刑法理论的历史。
2、 占有说的评价
占有说突破了本权说的限制，扩大了刑法财产保护的范围，也为司法实践的操作指示了简约的操作，占有说着重凸显了法律的秩序价值，占有具有财产公示的机能，占有说希望创造法律最理想秩序和井然的环境，无论是对人的暴力还是对物的暴力都应当为国家所垄断，任何人对财产占有制度的挑战都应作为侵犯财产罪处置，同时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财产关系对于经济秩序的要求更加迫切，占有说因其严厉的一面受到当今刑法理论的青睐，占有说通过保护财产公示这样的中性事实状态准确地切入了财产犯罪的节点，一般来说只有在占有的状态下财产的经济价值方能得以体现，所以占有说通过保护占有的而达到保护财产法益的目的，占有说减少了司法人员的法律判断节省了司法成本，也加大保护了“无本权”的财产利益力度，促进了商品流通，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并提高的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感，但占有说也存在其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的完成其职能，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须致力创造秩序 ，正义与秩序两种价值不能分道扬镳，舍我无他，占有说在维护经济秩序上有所助益，但其认为本权人盗回自己的物品确要构成犯罪显然突破一般人的正义理念，既然刑法理论承认自救行为，而赃物一直处于非法占有的状态下，权利人争取自身权利过程中确被评价为犯罪难以被当前法文化所接受，其次占有说虽然拓宽了财产利益的保护，但对于性质上难以以占有公示的财产保护未免不周，坚持占有说会导致一般债权难以被刑法保护，同样不动产似乎也难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再次占有的中性理解过于冷漠并没有体现刑法哲学的伦理性，占有说难以切入侵犯财产犯罪这样古老形式的自然犯理论体系，占有说希望客观的评价法益而将其余道德评价任务交予主观有责性范畴，但是刑法构成要件三阶层主要机能便是客观上尽快的做出罪与非罪的决断来节省司法资源，而侵犯何种法益所包含的对象理应在客观违法性中加以评判，同样侵犯财产罪中并非所有的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比如侵占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而所有的盗窃罪是否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尚有争议 。
3、中间说的评价
无论是安全占有说、法律经济说和本权占有对抗说都具有调整本权说和占有说的初衷，在兼顾两者的优点的同时也难免遗留了两者的不足，中间说容易将财产犯罪的法益复杂化，本权说的前提体现在法律上的理性所推演的权利体系，富有抽象的形而上的特色，占有说则强调当下财产的物理状态，彰显了朴素简约的法律观点，所以本权说和占有说并非是在同一水平层次的法律命题，中间派希望将两者融合必然面临不同层级中法律命题的断裂，比如说即保护本权又保护占有的观点首先遭遇的也许是自身逻辑的挑战，将法律观点复杂化则难以成为司法实践的福音，当然中间说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间说利用法律秩序的展开将本权说保护的法益扩大，又将公平理念注入了占有说限制其处罚范围，为刑法学的发展有所推动。
四、 本文的观点
财产犯罪的法益争论至今盖因为财产犯罪属于高发型犯罪，形形色色的犯罪形式不断的对刑法理论提出挑战，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财产的法律概念愈加广延，本文认为从本权说到占有说再到中间说体现了刑法理论的方向，我们既需要跟寻社会进步的步伐也要将正义的体悟表述于学说观点之中，本文认为侵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法秩序所认同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及难以公示的财产利益。
1、法益通说是法所保护的利益 ，侵犯财产犯罪的法益可理解为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法益原本就是传统刑法理论的客体，我国前期刑法理论受到马克思法律哲学和苏联刑法学的影响，客体表述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固然将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可以用社会关系来概括 ，但社会关系所蕴含的哲学意境难以让刑法解释学平易近人，而精确地法益概念能更好将犯罪理论展开，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从社会关系学中找到灵感，我们发现刑法所保护也许并非是机械文字上的法益，当所有权人和质押权人在财产上的利益发生对抗，行政公权力与私权人在财产占有的问题上优先归属都是体现了社会关系学的评判，因此刑法学在面对合法利益的碰撞时不能简单地用静态文字所表述法益概念加以判断，此种情况下需要借助法秩序的力量，事实上法益是否只是刑法学上的专门概念依然值得商榷，本权说和占有说都希望用静态的法律概念解决财产犯罪的所有问题必然陷入被动的境遇。
2、从部门法的划分上开刑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并非其调整独特的社会关系的需要，而是其严厉的手段和独体的理论体系，刑法不止是保护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也要顺应民法的诚实守信和公序良俗的法律精神，同时刑法也需要为行政法、诉讼法的运行顺畅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一言而知刑法的主要任务无非是保护法秩序所确认的成果，我们再回到问题本身，物权法规定了占有制度，也区分了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所有权人对于恶意占有人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这个说明了物权法对于占有的不同予以不同层次的评价，同样留置权人对于物的占有优先于质权人又优先于所有权人，所以所有权人秘密窃取留置权人占有的财产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是所有权人诈取恶意占有人不会突破物权法否定的评价而构成诈骗罪，但是第三人盗取赃物则侵犯了无权占有的制度并且没有更高层次合法的理由，所以第三人因侵犯了法秩序认可的公示制度应承担盗窃罪的刑事责任，那么我们就看出法秩序对于财产公示制度的安排具有层次性的归属，本文认为法秩序所认可的公示制度相比于占有说和本权说在法益的动态保护上予以突破，也借鉴了本权对抗说的精华，再次法律秩序对财产法益的规制对于曾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的刑事法官的司法实践也不是难题，能够顺应当前社会发展形式。
3、如前文所述占有说的优点是切中了保护财产法益的节点，提高司法效率，本文充分肯定占有说的成果，将本文的观点表述为法秩序所认可的“公示制度”而不是“权利体系”，依照通说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而并非物上权利 ，可是既然物权法设立了占有返还权，那么事实上的占有必然蕴含着财产利益，可以作为侵犯财产罪的法益，笔者认为公示制度相比占有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不动产作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使得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更好的延伸，如行为人腰藏利刃逼迫所有人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将房屋赠与行为人并予以变更登记，行为人立即转手卖于他人获得赃款，整个行为虽然没有侵犯房屋所有权的占有权能，但是行为侵犯了法秩序认可的公示登记制度，该行为应构成抢劫罪。
4、财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刑法典不可能针对每种具体的形式立法而使得自身无比冗长，刑法分则依照法益的分类提纲挈领规范了侵犯财产罪的要件，故而对于财产的解释应包含债权从而达到平等保护所蕴含的实质正义，而债权原本为相对权，难以以公示的方法被外界得知，占有说难以承载保护债权的机能，因此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包含性质上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还可以包括知识产权、股权、商业秘密等具有经济属性的财产，为司法实践可以预留足够的空间，另外既然刑法分则按照侵犯法益而作出罪名的归纳分类，所以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必须具有经济价值意义，否则的话，难以纳入财产犯罪的范畴。
5、侵犯财产罪是古老的犯罪，我国历史上早期便对财产犯罪予以立法，《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把贼盗罪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 ，从刑法理论上来说财产犯罪属于自然犯，被普世的价值观所谴责，因此这样的谴责包含在由人类行为内部所蕴藏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中 的道德评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因此刑法学的思想体系可以将“法秩序所认同”的正义的寓意将道德评判融入其中，可以修正了占有说的中性冷漠进而限制了占有说的刑事处罚范围。
我们发现“法秩序所认同的财产利益”与本权说并行不悖，“公示制度”原本是占有说的延伸，“经济意义”继承了经济财产说的理念，通过国内外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研究的丰硕成果的继承，笔者大胆的提出自身观点即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法秩序所认同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和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根据本文的观点可以较好的解决目前司法实践所遇见的难题，正如前文所述法秩序认同的公示制度对于本权占有和非法占有有着不同的评价，所以案例一中所有权人从非法占有者手中“秘密取回”所有物没有侵犯法秩序所认同动态的公示制度因此不构成盗窃罪，如果所有权人从质权人手中秘密取回质押物，因为质权人对于占有在公示制度中优于所有权人，所以该行为侵犯了法秩序所认同的公示制度应构成盗窃罪，案例二中第三人原本没有任何物上权限，诈取、盗取无权占有人占有的财产显然挑战了法律秩序希望的安定的占有状态，理当构成侵犯财产犯罪，具有经济价值的违禁品也可以作为无权占有的标的，除非国家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收缴，其他人不可以侵犯无权占有的公示制度，所以案例三中的行为可以评价为财产犯罪，毋庸置疑没有经济意义的公示没有必要也不能作为侵财犯罪的法益，案例四中主管部门扣押车辆的原意是行政管理之需要，没有在扣押财产上发生经济意义的动机，虽然行政法授权了国家机关可以优先所有人合法占有扣押财产，但该占有所体现的公示制度没有经济上的意义，所以所有权人“偷”回自己所有的车辆没有侵犯“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不构成侵犯财产犯罪，但其“偷”回车辆的行为显然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有可能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可是如果法院为了保全权利的实现对所有人的财物予以扣押，所有人又将被扣押的财物盗走，因为保全的财产具有实现权利的经济意义，所以该行为可能构成盗窃罪，又因为该行为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那么该行为可以评价为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和盗窃罪的想象竞合，又本文的观点用公示制度代替占有，所以诈取、逼迫受害人变更不动产登记或者强逼他人在自己所有物上设立抵押权予以登记可以成立侵犯财产犯罪，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也应受到刑法的保护，所以案例五中用暴力手段逼迫他人放弃债权可以构成抢劫罪，骗取他人转让股权也可能成构成诈骗罪。
结 语
侵犯财产犯罪作为自然犯区别于法定犯在揭示犯罪的实质不止是物质世间的反映，自然法中理性和道德世界依旧对自然犯的法律评判上拥有沉厚的比重，我们在作出法律解释结论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着简约的逻辑分析而忽视大众对于法律美德的认知，正如胡萨克教授指出“假如刑法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从道德角度来说公民有权实施，又怎能想象国家因此有理由处罚呢 。”财产犯罪因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沉淀了深奥的文化价值取向，可是侵犯财产犯罪的高发促使刑法学追寻一种精确地逻辑判断模式从而推进司法效率，刑法理论一直在完成协调简明的理性判断和正义情感平衡的任务，各种学说观点的提出为了法律的解释和应用提供助益，在学说对抗中，法律人所特有的睿智将正义的理念与理性的推断浇注融合，而正是学者和法官们地孜孜努力，法律的演进才会愈发精彩。
杨蕾（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信息能力在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作用，并揭示出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及其危害，最后提出今后应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等方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弊病。
关键词：信息能力 信息不对称
引言
按照科斯第一定律：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但当我们从“书本上的法律”转向“行动中的法律”的时候，才发现，有人类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交易成本的产生与时空阻隔、人类经济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有关。从某种层面上讲，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这种交易，充分、有效的信息是理性交易的前提，因此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律师与当事人间的关系，从而对两者间的任何活动产生效应。
一、概述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息能力
1、信息及信息能力
学术界对于信息定义的看法不但未能趋向统一，似乎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了。1972年有一位学者在论文中统计了1959——1971年间关于信息科学的理论，他发现有39种信息的定义，这些定义中除了都有信息概念之外，找不到共同之处。更令人惊讶的是，据说目前有文献可查的信息定义已超过200个。我国学者在从哲学上考察信息本质时，也是众说纷纭，提出了分布论、属性论、关系论、价值论、表征论等许多不同的观点。无论信息该如何定义，但依现实而言，当今世界是处于知识经济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价值，信息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只有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开发、利用，才能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为人们带来价值，为企业、社会和人类创造财富。这就需要信息的拥有者具有一种能力，来发现信息、整合信息、运用信息……为企业特定的目标服务，并将这些信息提炼、升华为企业独有的知识体系，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并保持竞争优势，这种能力就是信息能力。
就信息能力在律师和当事人间关系的作用而言，双方存在着交往行为，理性的交往的平台之一是双方必须进行“平等”的话语（哈贝马斯语），信息互通即为这种平等话语行为创造了可能性，信息能力主要功能在于使双方的决策信息更充分、准确、分布更均匀；同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对其自身的信息失灵的克服则侧重于信息对法律的影响，因为法律如果不考虑信息问题，就可能会趋于无效。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中受到忽视。律师与当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基于信息视角进行阐释、处理。所以，在律师与当事人服务关系成立后，都必须具备起码的信息能力，这种能力即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时，需要充分考虑信息问题，可以直面信息问题或绕开信息问题，但不能对其忽视；只要保证具备信息能力，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与双方的交易都能有效，这不仅仅归为一个法律和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既然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则社会化必然使双方需要积极获取大量的信息，本文若将所有信息都一一阐明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故本文仅从律师与当事人双方获取对方信息入手，积极探求信息能力在双方关系中的价值。
2、律师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现实中律师的执业活动是“一种作为社会现象的实际存在”， 故“一个对社会学知识一无所知的律师是没有竞争力的”。 如果律师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客户的利益，就一定要考虑案件的社会结构。如何获得案件的社会结构，信息就成为其载体。信息能力贯穿于执业活动的若干阶段：从筛选案件；设计费用支出；选择参与案件的人员；决定是否要求庭外调解；选择法官、陪审员、审判地点；设计审判中的策略；当败诉后决定是认罪还是继续上诉等。
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可以根据纵向位置来预测和说明法律的量：法律的变化与等级成正比。” ，于是，一般律师在挑选案件时，充分发挥其信息能力，获取当事人的社会分层方面的信息。在同等因素下，社会分层较低的人比较高的人打官司取胜的可能性要小，因此，律师自然会选择代理社会分层较高的当事人。同时，“法律的运动方向预示并解释了法律的量：向下指向的法律多于向上指向的法律”， 这使的律师在搜取信息时，会考虑代理向下指向的原告与向上指向的被告。根据关系距离理论 ，“人们随着他们对他人的生活的参与程度而变化，这种参与程度界定了他们的亲密性或关系距离”，所以，律师一旦搜寻到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关系信息，则会选择代理与被告关系距离较远的原告、与原告关系较近的被告。在我国，深受传统社会的伦理精神的浸染，人们往往更多关注道德层面的正义，而忽略法律上的正义。于是，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即会从多渠道掌握当事人信息，利用所谓的“同情弱者”的理论，使自己代理的当事人是可能因为博取社会和法官的同情而胜诉。在律师收取费用时，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是律师的技能之一。我国在1997年取消了1991年的律师收费标准以后，我国的律师收费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计时收费、一次性付费、协商收费，根据法院判决赔偿的数额提成（又称风险代理）等等。受制于经济发展程度，计时收费往往在大中城市开展得较多，但在较为偏远的乡镇农村则不多见。头脑活络的律师在选择收费方式时，会事先掌握代理事务的信息，根据信息推测案件从法社会学看是不利的，尽管可能获得巨额赔偿，但由于败诉率较高，律师往往会选择不管结果一次性付费方式，而不会选择风险代理。但若案件的社会学和技术方面因素多很强时，律师一般会选择按风险代理方式收费。当然律师搜寻当事人经济、信誉、教育情况等个人信息，也是其代理费用顺利获得的保障，因为当今社会现实，依然有当事人故意拖欠或不给律师代理费的情况。 当然律师需要获取的信息是很多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变量，本文仅仅局限于其获取当事人的信息的一些方面。信息能力使律师在代理时，不仅仅依靠法律原理与执业技术等问题，就可以更清晰更有效的处理好代理事务及与当事人的关系。
3、当事人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不但是律师必须具备，当事人要想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值得对其重视。例如，个人或组织在接触律师之前也得掂量一下该纠纷的社会学方面的价值，其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是需要通过信息获知的。通过对案件各种信息的了解，选择是否需要诉讼，这样就可以避免诉讼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结果不合理等情况。同样，信息在当事人挑选律师时尤为重要：年长有经验的律师则会成为首选。而事业刚刚起步---尤其是女律师或者少数民族律师是难以得到当事人青睐的。当事人对于律师的信誉和执业经历、以及专业能力等信息的了解，是当事人与律师委托关系建立的前提和保证；当事人对于律师对案件的设计和处理、证据的搜集情况等信息的获知，保证的两者间的合作关系和学习关系。为了增加庭外调节的可能性，当事人可以选择和那些和对手律师关系很熟的律师；如果在法庭审理时有可能会遇到麻烦，选择律师时当事人应考虑与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当事人还应优先考虑聘请当地的律师，尽量不聘请外地的律师；对于上诉，比较妥当的措施是选择与上级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以上种种都离不开当事人获取信息能力的发挥。
但现实中，当事人寻求和接受律师服务过程中，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往往遭遇以下阻碍:一，信息有价:首先是“机会成本”，指搜寻活动耗费的时间；其次是“交易费用”，指搜寻活动产生的交通、文印等费用。二，成本的付出并不必然导致收益的增加。信息是有层次性的，单位搜寻成本随层次的加深而增大；当搜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搜寻收益便开始递减；且随着信息逐渐趋于完全对称，单位搜寻成本趋于无穷大，可能远远大于因此而获得的收益。因此，追求信息完全对称是不经济的。三，律师服务高度个体化，服务质量受律师个人学历、经验、性格、口才、应变能力、社交网络等诸多因素影响，但这些信息均专属于律师本身，外界很难搜寻获得。四，律师和当事人之间除信息不对称外，还往往存在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许多当事人在律师面前本身即是寻求帮助的“弱者”，而非纯粹的平等交易主体。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面临诸多非法律梗阻。所以，在现实中，当事人的信息能力较之律师来说，是很微弱的，于是造成二者在接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律师在追逐利益过程中频频违法，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到损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当事人与律师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分布不均。不对称信息，既是不完全信息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又是不完全信息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不完全信息，简要地说，即是指信息的不全面、不确定的状态。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或采取其他经济行动时，由于有限理性、获取信息成本太高等原因，不可能知道一切相关的知识，更不可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所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完全信息只是一种不断追求的理想化状态。不完全信息可以是对称的，但更多的是不对称（或非对称）的。可见，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即使当事人付诸信息搜寻也不能达到完全对称。
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律师的违法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律师行为往往就会偏离合法轨道。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
第一，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经济人”总是见缝插针，在收益与成本问题上绞尽脑汁，追求利润最大化。“卖方”占有信息优势，便可能蓄意抛高商品售价，或在正常价格下提供劣质商品。对律师来说，就可能滥用信息优势欺诈当事人，谋求非法利益。比如:当事人对律师执业资格的信息空白，导致了黑律师、实习生(实习律师)冒充律师、枪手律师及幕后律师的泛滥；对律师个人素质的无知，又形成虚假广告的生存空间；双方在案件难度、市场行情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又使虚假承诺、混乱收费有隙可寻；而当事人对律师代理活动的了解不足，更使偷工减料、草率行事、双方代理、串通对方当事人及隐瞒失误等违法行为得以滋生。
第二，发送虚假信号(signal).“当信息不均匀地分布时，不仅存在着对获取信息的刺激，而且存在着对传播信号的刺激。” 信息优势方会积极显示或制造市场信号，向信息劣势方传递其私人信息，力图证明其市场能力。在律师市场中，一方面是信息劣势的当事人尽力收集律师信息；另一方面，律师不会被动等待当事人的挑拣，他往往会主动出击，一边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不良“质量”信息，一边大肆张扬甚至虚构自己的优点，声称自己是当事人的最佳选择；甚至还会编造事实低毁同行，变相地提高自己。违法宣传现象便因此产生。但囿于信息的不对称，当事人很难分辨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撒谎。尽管宣传广告是重要的信号传递手段，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认为，对理性的当事人而言，以下信号也许更具有吸引力:一，文凭和职称。虽然文凭和职称并不一定与能力成正比，但至少具有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和权威性;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号中，往往更能得到当事人的青睐。二，经验和背景。如诸多律师均着力宣传自己的法官、检察官从业背景，或突出与司法人员、行政领导的家属、亲戚、同学、朋友等关系。三，经济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侧面表征事务所或律师的能力;因此，一些事务所或律师不惜重金租赁高档写字楼、印制精美宣传品、使用特殊电话号码，其实均是在向当事人发送“我很出色”的信号，吸引当事人的信任。
2、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行业危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律师在执业中就会通过道德风险和传递虚假信号而获取不当利益，当这种情况在市场上泛滥以后，则可能引发出整个行业的危机。
第一，交易费用的提高，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律师与当事人交往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学习和“搜寻”获得更多的有关律师或委托事务方面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改善其所处的信息劣势地位，进而完全与律师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但搜寻并获得更多的商品信息是要付出时间和金钱的，也即是有成本的。而信息的不对称不仅直接导致了交易费用的提高，而且有时使信息费用高不可测。这样，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交易很难达成，律师与当事人间信任委托关系难以成立，也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
第二，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竞争规律受到扭曲。在人们进行交易时，商品的质量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了解商品的质量，真正了解商品质量的只是商家，也就是说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消费者并不拥有市场商品质量的真实信息，他们无法辨别哪个商家说的是真话，哪个商家说的是假话，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决定购买数量和支付价格。在好商品和次商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次商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有优势。当消费者发现所购商品并不如原来想像得那么好时，他们就会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上商品质量的估计水平，降低愿意支付的价格，如此循环反复，就有可能将成本高的好商品淘汰出市场，留下的是次品，这就是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时的市场也被称为“柠檬市场”在律师服务市场中，“柠檬效应”其实已经在某些地方初露端倪。其一，在价格竞争方面，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某些律师拥有非法资源而使代理成本低廉，或企图在代理过程中偷工减料，或纯粹打算骗取代理费，故敢于恶性杀价，导致当事人调低价格预期。其二，某些当事人成为虚假宣传、道德风险行为的受害者，产生对律师的普遍不信任，也会调低价格预期。结果便是: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律师为避免入不敷出，不得不调低服务水平，真挚选择退出。市场上律师服务的总体水平降低，大量投机分子、“黑律师”、诈骗分子混迹其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是当事人与律师的利益、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间的对立、冲突。但正是由于未能妥善处理好这些利益冲突，使当事人和律师的防卫理性都有多增强，而不断的进行交易方案的调整，最终影响整个律师服务市场的交易规则，危及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市场中大多数主体的利益。
三、解决之道---树立信息交往理性
律师与当事人间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是指在提出“适当要求”的基础上谋求对方的认可，并根据理解达成协议的行为。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它是行为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交往行为在三个方面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一，它使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而能继承和更新文化传统；第二，它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第三，它使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成长，成为达到个人人格同一性的“社会化”的基础。哈氏强调，真正的理性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并且通过“沟通行为”将人们从社会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可能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对话一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律师服务于当事人的行为，正是这种通过“沟通行为”、为需要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服务，具有内在理性的“交往互动过程”体现在律师与当事人间法律服务过程中。故此，针对当事人与律师间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来看，两者必须进行沟通，进行信息交往，才能尽量避免律师的违法行为和行业危机等的出现。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就应当成为改进的方向：
第一，信息强制公开和完善信息传递。可以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包括：（1）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资格、资质、执业年限、执业地域，律师个人性别、年龄、兼职情况，律师事务所注册资本、律师人数、分支机构情况等。（2）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记录。目前深圳、吉林等地已有类似试点 。同时，对于“逆向选择则”则要进一步完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又包括以下两方面:（1）多渠道化，确保当事人能多途径获知律师信息。目前可行的渠道包括: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级律师协会。实践中某些地方法院、检察院也有类似设置 。（2）方便化，让当事人能顺畅使用公开信息。目前主要有媒体公布(曝光)、电话查询、网络公布兼查询等方式，应该说还是比较方便，但缺陷在于大多当事人均不知有此渠道。第二，发展实施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律师行业最特殊处在于:律师能力高度个体化、综合化，受律、币个人学历、人格、经验、社交网络、应变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很难进行量化评估。因此，笔者建议参照人力资源领域的“猎头”，公司体制，发展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由该独立的第三方来收集律师信息(如学历、既往案例、科研成果、从业背景等)，客观公正地评价律师的专业优势、个人能力和信用记录，并有偿披露给当事人。第三，发展当事人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功能，平衡律师与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律师之所以敢于实施道德风险行为，部分原因在于当事人力量过于弱小；且一般当事人打官司都是偶然的，不是律师的长期客户，双方几乎没有再次合作的可能，律师可以在该“一锤子买卖”中算尽心机。但是，若诸多当事人联合为行业协会(如消费者协会、货代协会、出租司机协会等)，不仅实力增强，在整体上也成为任何律师都想竭力拉拢的重要客户，律师将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且，一旦协会成员遭受律师违法行为的侵害，协会可以对该律师进行集体抵制。第四，加强对律师违法行为的惩罚。否定评价和强制制裁永远是对付违法行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司法部2004年初颁布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就对21种律师个人违法现象、23种律师事务所违法现象进行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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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财产犯罪法益研究之分析检讨
论文提要：
侵犯财产犯罪是高发型犯罪，占据刑事案件的多数，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一直对于侵财犯罪保持了恒久的关注，依照通说侵财犯罪属于自然犯罪，相对于行政犯罪具有更为普及的文化道德谴责，所以国民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着潜意识历史的评价，如果说刑法具有正义的品质，那么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客观且蕴含公正，可是作为法律人，我们知晓法律理论最为深奥的并非当下标新立异的观点学说，反而是法学理论长期的学说争论更加博大精深、直指真理，在如今经济关系复杂发达的境遇下，财产犯罪的法益到底是财产所有权还是占有状态抑或是财产利益之本身，刑法理论并没有较为统一的判断，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虑，本文将从例举案例展开，介绍国内外主流学说并予以评价，最后在已经较为成熟的观点上作出修正提出笔者的观点，希冀用自身微薄之力为司法实践有所助益。（全文共9698个字）
概 述
侵犯财产犯罪是高发型犯罪，占据刑事案件的多数，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一直对于侵财犯罪保持了恒久的关注，依照通说侵财犯罪属于自然犯罪，相对于行政犯罪具有更为普及的文化道德谴责，所以国民对于侵犯财产犯罪有着潜意识历史的评价，如果说刑法具有正义的品质，那么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客观且蕴含公正，可是作为法律人，我们知晓法律理论最为深奥的并非当下标新立异的观点学说，反而是法学理论长期的学说争论更加博大精深、直指真理。在如今经济关系复杂发达的境遇下，财产犯罪的法益到底是财产所有权还是占有状态抑或是财产利益之本身，刑法理论并没有较为统一的判断，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虑，又因为规范财产制度原本是民法最重要的职责，财产也成为法律体系中最频繁、最广延的概念，在同一法律语境下，部门法之间逻辑概念的推演和殊途同归的价值认证使得刑法理论必然受到民法中财产制度的暗示，但刑法理论的展开需要借助民法研究成果时必然也受到民法学理论高度的限制，故而研究侵犯财产犯罪的学者们希望通过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找到一言以蔽之的判断标准确保刑法在实际的操作中与时俱进，但侵犯财产罪的复杂的表现形式提醒我们不能满足于前辈的成就中，疑难案例是推动法学发展的原动力，本文将从例举案例展开，介绍国内外主流学说并予以评价，最后在已经较为成熟的观点上作出修正提出笔者的观点，希冀用自身微薄之力为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关键词：本权、占有、法秩序、财产利益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国内新派学说观点
从传统刑法理论来看侵犯财产犯罪的法益或者说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 ，这样的表述一直笼罩着国内刑法的主流学说，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坚持这样的学说很难解释以下的案例，案例一：受害者也就是原所有权人从盗窃犯手中将财产“秘密窃取”回来是否构成盗窃罪，既然民法中有物在呼叫主人的法谚，刑法能否将之评价为犯罪；案例二：第三人从盗窃犯手中盗取财产，盗窃犯本人不可能对财物拥有所有权，第三人也没有对该财产拥有权利，该行为侵犯的法益又是什么，能不能将其归纳为犯罪；案例三：诈骗他人手中的毒品或者其他违禁品数额巨大的能否表述为侵财犯罪，违禁品的财产权利应为国家垄断，非法利益能否得到国家保护；案例四：某人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车辆被有关部门扣押，为了避免行政处罚的被动，夜间将自己的车辆“偷”回，事后查明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最高处罚是罚款上限为500元，那么其“偷”回自己所有的车辆的行为如何定性，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还是侵犯财产犯罪，如果定性为盗窃罪数额又如何计算；案例五：某人对他人负有债务又不愿意偿还，便持刀威胁债权人写下放弃债权的书面文件，债权既然难以占有公示，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罪的法益，如果不定性为抢劫罪又该如何评价。
对于以上疑难案例，依照传统理论中认为“公私财产权利”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客体已经难以解释，张明楷教授提出了“侵犯财产罪的法益主要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采取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是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 ”，其中本权包括合法占有的权利和债权，依照该观点，案例一受害人盗取回自己的物品没有侵犯盗窃犯的财产权，虽然侵犯了财产目前的占有状态，但是该行为是本权人恢复权利的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但是第三人侵犯了盗窃犯对于财产的占有法益构成盗窃罪，毒品及其他违禁品应当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收缴，同样违禁品也具有财产价值所以案例三也可以定性为财产犯罪，再次债权可以评价为本权，所以案例五中的逼迫债权人放弃债权应构成抢劫罪。
二、 国外侵犯财产罪法益的学说观点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一员，其法律理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即便如此，德国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仍然争论不休，目前主要有三中观点较为突出。
（1 ）法律的财产说，此说认为刑法中的财产就是民事法上的权利，财产罪的本质是侵害民事法上的权利，处罚财产罪所要保护的也正是这种权利，但按此说，不法原因给付物（如嫖客给妓女的预付款、赌博者支付的赌资等），无效债权，采用盗窃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物，由于不受民事法律保护，违禁品也不能成为财产罪保护法益的财产。无论本权人或第三者盗取、诈取、侵占这类钱物，自然也就不能构成犯罪 。
（2 ）经济的财产说，此说认为，凡是有经济价值（或金钱价值）的利益都是财产，都可以成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反之，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即使是民事法律的保护的权利，也不成为财产。对这种权利的侵害，不可能构成财产罪，至于经济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得的，占有者是否有民事法上的权利，则在所不问，因此，盗窃犯偷来的赃物，因为有金钱价值，自然也是财产，不仅第三者采取非法手段从盗窃犯手中夺取，构成财产犯罪，而且权利人（如所有者）不通过法律程序直接私下取回，也构成盗窃罪 ，以该说类推诈骗妓女免收嫖资数额巨大，如果可以将妓女的性服务评价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力”也可以构成诈骗罪。
（3 ）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折衷说。认为除违法的利益外，由法秩序保护的整体上有经济价值的利益是财产。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既有民事法上权利的一面，又有经济利益的一面，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法律上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都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一面，忽视了另一面，因而容易走向极端，并导致不合理的结论。所以，只有法秩序承认的利益，或者说只有民事法上应该保护的利益，才能成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但是，刑法上的法益也可以是民事法上无权利的利益，只不过不能是民法上不被保护的违法的利益 。如果我们站在该学说角度可以推出一国法律体系原本一体，刑事法律不只是民事法律的继承，一般来说民事法律所确定的具有财产价值权利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但是民事法律未规制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作为整体法秩序的需要也可以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可以通过威慑表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促进法秩序的和谐正义。
日本刑法学家对于德国刑法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并对我国刑法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在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主要有以下观点：
（1 ）本权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指财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本权是指法律上的正当权利，即行为人占有财物是基于法律上的正当理由，本权首先是指所有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本权，如租借权、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等。行为只有侵害了他人的这种本权，才构成财产犯罪 。例如，盗窃他人合法所有的财物就是盗窃罪，但盗窃他人不法占有的财物，则不构成犯罪。
（2 ）占有说，占有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至于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则在所不问。对被盗之物，即使是所有权者，除了采用自救行为及其他合法手段取回之外，也不允许本权人侵犯犯罪嫌疑人对赃物的占有，否则就可能构成有关的财产罪。例如，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采用胁迫手段夺取其相当数额财物，可以构成财产罪，其主要理由为刑法只是规定财产犯罪对象是“他人的财物”（日本现行刑法第235 条），而没有规定是“他人的所有物”，这就表明，刑法所保护的并不限于他人的所有权，即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只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 。
（3）安全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本权（包括所有权）以及安全的占有人，在这种学说看来，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本权还是占有，是一个如何发挥刑法的作用来维护财产秩序的政策问题，既然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秩序所肯定的法益，因此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基本上应是民法上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在民事关系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民事纠纷应由民事方法来处理，刑法的作用是保护由占有这种事实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财产秩序 。依照该说刑事政策不能只是关注物权法律制度静态的描述，刑法仍然需要为行政法和诉讼法中法定程序树立威信，所以本权人虽然对目前的赃物具有所有权，但是“秘密窃取”赃物行为事实上是对于国家的暴力垄断提出挑战，刑法需要捍卫法律文明的发展，所以案例一中犯罪人既然对财物已经安全占有，受害人将财物取回应构成盗窃罪。
（4）与本权无对抗关系的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终究是为了保护财产的所有权与其他本权，虽然保护本权的前提是要对财物的占有本身加以保护，但对一切占有都无条件地保护也是不妥当的，因此当事实上的占有与本权产生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时，只要事实上占有一方与本权的对抗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进行保护。如被害人在被盗后立即将被盗的财物取回来就不能认为是犯罪，但诈骗他人占有的违禁品确因为自身不能取得赃物的所有权所以应构成诈骗罪，该观点认为如果对财物的占有，一开始就是与本权相对抗的，则没有合法的理由，刑法不应因此对这种占有进行保护 。
三、各种学说的评价
从德、日刑法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本权说一般来说对应法律财产说，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认为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核心几乎一致，而占有说与经济财产说所阐明的观点极其相近，其中法律经济说与安全占有说及本权对抗占有说属于中间说，在19世纪本权说或者说法律财产说占有优势，可是随着民事法律关系的发达，所有权能的分离，如果刑法只是机械的保护本权者难免在保护财产利益上无能为力，所以占有说及经济利益说脱颖而出成为刑法理论的主流，但坚持占有说在司法实践方面造成过分保护的情形并扩大了处罚范围，中间说希冀在两种理论中寻找平衡以达到既要完成保护财产利益的任务，也要合理的控制最严厉的国家责难的范围的目的，其实所谓的中间说包含五花八门的理论，比如安全占有说偏向了占有说，而法律经济说基本上是在本权说上予以妥协，事实上国内刑法理论也对传统的公私财产权利予以修正，张明楷教授主张在本权说上加以修正附加“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并对于本权者的相关行为拟制为没有侵犯法益从而使公平在刑法中得到豁免，应该说该观点原本是在本权说上汲取占有说及本权对抗说的合理部分，也有学者认为刑法理论在面对多元信息化的社会现实中应当与时俱进，既然德、日刑法理论从本权说走向占有说，我国刑法理论不应留恋于本权说，应紧跟历史潮流确认侵犯财产罪的法益是占有制度 ，占有具有中性的角色，能将复杂的财产关系明确简单化，如果本权人将自身财物“秘密取回”虽然客观上侵犯了财产罪的法益，但是可以认为本权人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不满足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样便可以利用目的犯理论为争论不休的侵犯何种法益的问题上减负，使主观有责性与客观违法性各自据守阵地并在逻辑上更加顺畅以简化复杂的刑法理论。那么该选择何种理论观点来指导司法实践，我们依然要对比各种观点的优劣。
1、 本权说的评价
本权说是所有权说的进化，刑法理论上一度将所有权说奉为圭臬，除了少数如挪用特定款物罪之外其他犯罪在一般常态下侵犯的都是对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但所有权说存在疑问，既然物权法规定了自物权和他物权，如果只是保护自物权，他物权所具备的财产利益难以被刑法保护则不能完成刑法保护法益的任务，比如所有权人将质押在他人处的质押物秘密取回则难以构成盗窃罪，这样的结论难以被市场经济环境所接受，因此修正的本权说又将他物权甚至债权包容其中，但本权说仍有疑问，因为民法上权利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法律事实，如果发生前文案例二所描述的情形依照本权说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因为“好运”盗窃了赃物反而免于刑事处罚又如何能发挥法律的指引机能，还有坚持本权说会使虽然在民法理论上暂没有确认为民事权利但又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财产性利益失去刑事制裁坚强的后盾，同样刑法理论的展开确要受到民事权利理论发展的限制未免所失甚大，坚持本权说难以说明正当防卫的问题，比如甲盗窃了乙的财物，而丙正在盗窃甲盗窃乙的赃物，甲确因为没有赃物所有权不能正当防卫 ，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本权说也难以对于诈骗、盗窃具有财产价值的违禁品的行为如案例三有着客观的判断。应该说本权说一度作为主流学说必然具备其合理性，本权说直指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核心，一般来说成熟的民法会将绝大部分财产制度规制的相对合理，而刑事责任对民法权利的“一一对应”的终极保护也能让经过系统学习法律的法官们在逻辑上更容易把控，本权说对于绝大部分财产犯罪的法益保护来讲是合格的，可惜的是本权说将自缚手脚难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而成为刑法理论的历史。
2、 占有说的评价
占有说突破了本权说的限制，扩大了刑法财产保护的范围，也为司法实践的操作指示了简约的操作，占有说着重凸显了法律的秩序价值，占有具有财产公示的机能，占有说希望创造法律最理想秩序和井然的环境，无论是对人的暴力还是对物的暴力都应当为国家所垄断，任何人对财产占有制度的挑战都应作为侵犯财产罪处置，同时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财产关系对于经济秩序的要求更加迫切，占有说因其严厉的一面受到当今刑法理论的青睐，占有说通过保护财产公示这样的中性事实状态准确地切入了财产犯罪的节点，一般来说只有在占有的状态下财产的经济价值方能得以体现，所以占有说通过保护占有的而达到保护财产法益的目的，占有说减少了司法人员的法律判断节省了司法成本，也加大保护了“无本权”的财产利益力度，促进了商品流通，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并提高的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感，但占有说也存在其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的完成其职能，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须致力创造秩序 ，正义与秩序两种价值不能分道扬镳，舍我无他，占有说在维护经济秩序上有所助益，但其认为本权人盗回自己的物品确要构成犯罪显然突破一般人的正义理念，既然刑法理论承认自救行为，而赃物一直处于非法占有的状态下，权利人争取自身权利过程中确被评价为犯罪难以被当前法文化所接受，其次占有说虽然拓宽了财产利益的保护，但对于性质上难以以占有公示的财产保护未免不周，坚持占有说会导致一般债权难以被刑法保护，同样不动产似乎也难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再次占有的中性理解过于冷漠并没有体现刑法哲学的伦理性，占有说难以切入侵犯财产犯罪这样古老形式的自然犯理论体系，占有说希望客观的评价法益而将其余道德评价任务交予主观有责性范畴，但是刑法构成要件三阶层主要机能便是客观上尽快的做出罪与非罪的决断来节省司法资源，而侵犯何种法益所包含的对象理应在客观违法性中加以评判，同样侵犯财产罪中并非所有的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比如侵占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而所有的盗窃罪是否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尚有争议 。
3、中间说的评价
无论是安全占有说、法律经济说和本权占有对抗说都具有调整本权说和占有说的初衷，在兼顾两者的优点的同时也难免遗留了两者的不足，中间说容易将财产犯罪的法益复杂化，本权说的前提体现在法律上的理性所推演的权利体系，富有抽象的形而上的特色，占有说则强调当下财产的物理状态，彰显了朴素简约的法律观点，所以本权说和占有说并非是在同一水平层次的法律命题，中间派希望将两者融合必然面临不同层级中法律命题的断裂，比如说即保护本权又保护占有的观点首先遭遇的也许是自身逻辑的挑战，将法律观点复杂化则难以成为司法实践的福音，当然中间说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间说利用法律秩序的展开将本权说保护的法益扩大，又将公平理念注入了占有说限制其处罚范围，为刑法学的发展有所推动。
四、 本文的观点
财产犯罪的法益争论至今盖因为财产犯罪属于高发型犯罪，形形色色的犯罪形式不断的对刑法理论提出挑战，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财产的法律概念愈加广延，本文认为从本权说到占有说再到中间说体现了刑法理论的方向，我们既需要跟寻社会进步的步伐也要将正义的体悟表述于学说观点之中，本文认为侵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法秩序所认同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及难以公示的财产利益。
1、法益通说是法所保护的利益 ，侵犯财产犯罪的法益可理解为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法益原本就是传统刑法理论的客体，我国前期刑法理论受到马克思法律哲学和苏联刑法学的影响，客体表述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固然将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可以用社会关系来概括 ，但社会关系所蕴含的哲学意境难以让刑法解释学平易近人，而精确地法益概念能更好将犯罪理论展开，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从社会关系学中找到灵感，我们发现刑法所保护也许并非是机械文字上的法益，当所有权人和质押权人在财产上的利益发生对抗，行政公权力与私权人在财产占有的问题上优先归属都是体现了社会关系学的评判，因此刑法学在面对合法利益的碰撞时不能简单地用静态文字所表述法益概念加以判断，此种情况下需要借助法秩序的力量，事实上法益是否只是刑法学上的专门概念依然值得商榷，本权说和占有说都希望用静态的法律概念解决财产犯罪的所有问题必然陷入被动的境遇。
2、从部门法的划分上开刑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并非其调整独特的社会关系的需要，而是其严厉的手段和独体的理论体系，刑法不止是保护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也要顺应民法的诚实守信和公序良俗的法律精神，同时刑法也需要为行政法、诉讼法的运行顺畅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一言而知刑法的主要任务无非是保护法秩序所确认的成果，我们再回到问题本身，物权法规定了占有制度，也区分了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所有权人对于恶意占有人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这个说明了物权法对于占有的不同予以不同层次的评价，同样留置权人对于物的占有优先于质权人又优先于所有权人，所以所有权人秘密窃取留置权人占有的财产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是所有权人诈取恶意占有人不会突破物权法否定的评价而构成诈骗罪，但是第三人盗取赃物则侵犯了无权占有的制度并且没有更高层次合法的理由，所以第三人因侵犯了法秩序认可的公示制度应承担盗窃罪的刑事责任，那么我们就看出法秩序对于财产公示制度的安排具有层次性的归属，本文认为法秩序所认可的公示制度相比于占有说和本权说在法益的动态保护上予以突破，也借鉴了本权对抗说的精华，再次法律秩序对财产法益的规制对于曾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的刑事法官的司法实践也不是难题，能够顺应当前社会发展形式。
3、如前文所述占有说的优点是切中了保护财产法益的节点，提高司法效率，本文充分肯定占有说的成果，将本文的观点表述为法秩序所认可的“公示制度”而不是“权利体系”，依照通说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而并非物上权利 ，可是既然物权法设立了占有返还权，那么事实上的占有必然蕴含着财产利益，可以作为侵犯财产罪的法益，笔者认为公示制度相比占有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不动产作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使得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更好的延伸，如行为人腰藏利刃逼迫所有人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将房屋赠与行为人并予以变更登记，行为人立即转手卖于他人获得赃款，整个行为虽然没有侵犯房屋所有权的占有权能，但是行为侵犯了法秩序认可的公示登记制度，该行为应构成抢劫罪。
4、财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刑法典不可能针对每种具体的形式立法而使得自身无比冗长，刑法分则依照法益的分类提纲挈领规范了侵犯财产罪的要件，故而对于财产的解释应包含债权从而达到平等保护所蕴含的实质正义，而债权原本为相对权，难以以公示的方法被外界得知，占有说难以承载保护债权的机能，因此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包含性质上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还可以包括知识产权、股权、商业秘密等具有经济属性的财产，为司法实践可以预留足够的空间，另外既然刑法分则按照侵犯法益而作出罪名的归纳分类，所以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必须具有经济价值意义，否则的话，难以纳入财产犯罪的范畴。
5、侵犯财产罪是古老的犯罪，我国历史上早期便对财产犯罪予以立法，《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把贼盗罪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 ，从刑法理论上来说财产犯罪属于自然犯，被普世的价值观所谴责，因此这样的谴责包含在由人类行为内部所蕴藏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中 的道德评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因此刑法学的思想体系可以将“法秩序所认同”的正义的寓意将道德评判融入其中，可以修正了占有说的中性冷漠进而限制了占有说的刑事处罚范围。
我们发现“法秩序所认同的财产利益”与本权说并行不悖，“公示制度”原本是占有说的延伸，“经济意义”继承了经济财产说的理念，通过国内外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研究的丰硕成果的继承，笔者大胆的提出自身观点即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法秩序所认同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和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根据本文的观点可以较好的解决目前司法实践所遇见的难题，正如前文所述法秩序认同的公示制度对于本权占有和非法占有有着不同的评价，所以案例一中所有权人从非法占有者手中“秘密取回”所有物没有侵犯法秩序所认同动态的公示制度因此不构成盗窃罪，如果所有权人从质权人手中秘密取回质押物，因为质权人对于占有在公示制度中优于所有权人，所以该行为侵犯了法秩序所认同的公示制度应构成盗窃罪，案例二中第三人原本没有任何物上权限，诈取、盗取无权占有人占有的财产显然挑战了法律秩序希望的安定的占有状态，理当构成侵犯财产犯罪，具有经济价值的违禁品也可以作为无权占有的标的，除非国家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收缴，其他人不可以侵犯无权占有的公示制度，所以案例三中的行为可以评价为财产犯罪，毋庸置疑没有经济意义的公示没有必要也不能作为侵财犯罪的法益，案例四中主管部门扣押车辆的原意是行政管理之需要，没有在扣押财产上发生经济意义的动机，虽然行政法授权了国家机关可以优先所有人合法占有扣押财产，但该占有所体现的公示制度没有经济上的意义，所以所有权人“偷”回自己所有的车辆没有侵犯“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不构成侵犯财产犯罪，但其“偷”回车辆的行为显然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有可能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可是如果法院为了保全权利的实现对所有人的财物予以扣押，所有人又将被扣押的财物盗走，因为保全的财产具有实现权利的经济意义，所以该行为可能构成盗窃罪，又因为该行为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那么该行为可以评价为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和盗窃罪的想象竞合，又本文的观点用公示制度代替占有，所以诈取、逼迫受害人变更不动产登记或者强逼他人在自己所有物上设立抵押权予以登记可以成立侵犯财产犯罪，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也应受到刑法的保护，所以案例五中用暴力手段逼迫他人放弃债权可以构成抢劫罪，骗取他人转让股权也可能成构成诈骗罪。
结 语
侵犯财产犯罪作为自然犯区别于法定犯在揭示犯罪的实质不止是物质世间的反映，自然法中理性和道德世界依旧对自然犯的法律评判上拥有沉厚的比重，我们在作出法律解释结论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着简约的逻辑分析而忽视大众对于法律美德的认知，正如胡萨克教授指出“假如刑法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从道德角度来说公民有权实施，又怎能想象国家因此有理由处罚呢 。”财产犯罪因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沉淀了深奥的文化价值取向，可是侵犯财产犯罪的高发促使刑法学追寻一种精确地逻辑判断模式从而推进司法效率，刑法理论一直在完成协调简明的理性判断和正义情感平衡的任务，各种学说观点的提出为了法律的解释和应用提供助益，在学说对抗中，法律人所特有的睿智将正义的理念与理性的推断浇注融合，而正是学者和法官们地孜孜努力，法律的演进才会愈发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