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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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统计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改善统计管理工作，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统计管理，是指对统计组织的管理、统计设计的管理、统计调查的管理、统计资料提供和使用的管理、统计监督和统计检查的管理。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遵守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和本条例以及统计制度的规定，准确、及时报送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和篡改。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
第四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实行工作责任制，依照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及统计制度的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准确及时完成统计工作任务，保守国家秘密。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和统计检查的职权，不受侵犯。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是实施本条例的主管机关。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将统计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统计信息采集、传输、加工、应用和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统计工作正常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统计机关，对在统计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揭发、检举统计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七条 市统计局是全市统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统计工作的管理、协调、监督、检查和统计业务的组织。
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统计工作的管理、协调、监督、检查和统计业务的组织实施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的双重领导，统计业务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领导为主。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定统计负责人，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执行综合统计的职能，并可根据统计工作需要，设置统计机构，对本乡、镇、街道的统计工作行使管理、组织、协调和监督的职权。乡、镇、街道统计业务受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的领导
。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指定专人兼管统计工作，统计业务受乡、镇、街道专（兼）职统计人员或统计机构的领
第九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和统计工作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或指定兼管统计业务的机构，配备专职综合统计人员，配合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做好本部门、本行业的统计管理工作。
第十条 企业事业组织应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或配备与统计任务相适应的统计人员，并指定统计负责人，负责本单位的统计工作。
第十一条 统计人员必须具有执行统计任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应当参加统计业务知识的培训，并经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考核、考试合格，取得统计岗位资格证书，实行持证上岗。统计岗位资格证书由市统计局统一制定并按规定颁发。
统计人员有申报统计技术职务和取得任职资格的权利。
第十二条 统计人员应保持基本稳定。统计人员变动工作或者离职，必须安排能够承担相应统计任务的人员接替，并须办清交接手续。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主要负责人的变动，应事先征求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的意见。

第三章 统计调查
第十三条 统计调查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为补充，搜集、整理基本统计资料。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在成立或者发生住所、隶属关系、经济类型和行业性质变化时，必须自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履行统计登记或变更统计登记手续，并按照规定的统计范围和报表报送渠道建立统计关系，
接受统计调查。
前款所列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体工商户，撤销或停业的，应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续，交回统计登记证，中止统计关系。
统计登记证由市统计局统一印制，实行定期审验制度。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新开工的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开工之前，必须到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办理统计登记手续，填写新开工项目统计登记表，建立投资统计报表关系。
第十六条 国家统计普查，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组织统计机关和有关部门共同实施。统计普查以外的国家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由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或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在不影响国家统计指标体系的前提下，可以在国家统计调查表中增加少量统计指标，或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制发专项统计调查表，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备案。
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在不影响国家统计指标体系的前提下，可以一次性增加少量统计指标或制发专项统计调查表。调查对象属本部门管辖系统内的，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备案；调查对象涉及本部门管辖系统以外的，必须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审
批。
按前款规定增加的统计指标或制发的统计调查表所取得的统计资料，应抄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
第十八条 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对按规定程序报批和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和统计调查表，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和备案手续，并作出明确批复。
第十九条 按规定程序批准的统计调查项目，必须在其统计调查表的右上角标明表号、制表机关、批准或备案机关名称、批准（备案）文号。
未标明上述字样的统计调查表是非法统计报表。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进行的统计调查以及未经批准擅自制发的统计调查表，有关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或提供统计情况，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有权废止。
第二十条 未经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同意，任何部门和组织，不得要求单位和个人报送由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制发的统计报表。
第二十一条 开办经营性统计信息服务机构，应当经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审核同意，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方可开业。
各类组织和个人（包括国外、境外和外地统计调查组织和个人）在进行经营性统计调查活动前，必须持统计调查方案和有关证件，到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和有关部门报请审批或备案。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统计调查窃取国家秘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性、误导性的评价、咨询活动。

第四章 统计资料的提供和使用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必须按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建立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建立和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交换、保密和统计档案管理工作制度。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擅自修改，不得强令或授意他人修改。如果发现数据计算或来源有错误，应当提出，但必须由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核实，并提出修改或不予修改的意见。负责人对核实后的数据仍有
不同意见，可将意见同时报上级统计机构审定。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擅自修改统计数据或授意或强令修改统计数据的违法行为，应予抵制，并向上级统计机构检举。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考核评价地区、部门、单位的发展水平和工作实绩等各项统计资料，应当以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认可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负责审定、公布、出版本地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利用可以公开的统计资料为社会公众服务。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发布统计公报，应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资料，必须经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认可。
新闻、出版单位需发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必须经该地区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审核同意，并注明资料来源。
第二十八条 按规定需保密的统计资料，在解密之前不得公开发布。确需使用或提供的，按有关保密法律、法规和政策办理。
属于私人、家庭单项调查资料，非经统计调查对象的同意，不得泄露。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有义务保守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应当做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有关统计资料的，可以向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咨询或者委托调查。
为满足统计信息使用者的特殊需要对统计信息进行深加工或受委托在统计制度规定之外进行的专项调查，所需要的费用应由信息使用者或者委托调查者承担。

第五章 统计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统计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揭发、检举各种统计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统计监督检查权和行政处罚权，统计检查员依法行使统计监督检查权，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
第三十二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设置统计检查机构或专职统计检查员，乡、镇、街道设置专兼职统计检查员，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监督检查工作。
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配备专兼职统计检查员，依法行使统计监督检查权，配合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统计检查员的培训由市统计局负责组织，经考核、考试合格发给统计检查证。
第三十三条 统计检查员执行公务时，必须有两人以上，并应出示统计检查证或行政执法证件。统计检查员执行公务未出示合法证件的，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第三十四条 统计检查机构或者统计检查员进行统计监督检查时，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的业务场所；
（二）查阅被检查者的统计报表、统计原始记录、统计台帐、与统计数据有关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材料；
（三）复制、抄录或者以其他合法手段提取有关证据；
（四）对被检查者、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
（五）经统计检查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登记保存与被检查者有关的统计资料、统计原始记录、与统计数据有关的会计资料和其他资料或物品；
（六）向被检查者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
（七）统计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权。
被检查者应当配合统计检查机构或统计检查员的工作，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明材料，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检查，不得转移、隐匿、篡改、毁损统计资料。对收到的《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检查者必须按规定期限据实书面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拒报。
第三十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按以下原则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一）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负责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违法案件和虽不在本行政区域内，但有统计报表关系的调查对象的统计违法案件；
（二）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负责查处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的统计违法案件，也可以直接查处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管辖范围内的重大案件；
（三）人民政府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成其统计机关或组织专门力量查处。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在结案后，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报送查处结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地区、部门、单位的领导人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或者强令、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编造或篡改统计资料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由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予以通报批评。
地区、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对拒绝、抵制篡改或编造统计资料行为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统计人员参与篡改、编造统计资料的，由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或其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统计调查对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或监察部门应依法对有关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或者报送不真实统计资料的；
（二）拒报统计资料或阻挠、拒绝统计调查或统计检查的；
（三）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四）逾期不履行统计登记或变更统计登记手续的；
（五）不按统计制度规定建立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的；
（六）安排不具备统计岗位资格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的；
（七）未经认可或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的；
（八）未经批准或备案，擅自制发统计报表或进行统计调查的；
（九）未经同意，要求报送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制发的统计报表的；
（十）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有关保密规定的。
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予以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有前款第（一）、（二）项违法行为之一的，对单位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对直接责任人处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有前款第（三）、（四）项违法行为之一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对直接责任人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企业事业组织有前款第（五）项至第（九）项违法行为之一的，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对直接责任人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同时有本条第一款所列统计违法行为的，可以合并处罚。但对同一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已按照其他法律、法规处以罚款的，不再给予同一处罚。
第三十八条 窃取国家秘密或者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有关保密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利用统计调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性、误导性的评价、咨询活动的，由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不办理统计调查审批或备案手续的，由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责令改正，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虚报、瞒报和伪造、篡改统计资料骗取荣誉、奖励或晋升职务的，由统计机构提请授予机关撤销其荣誉并追回奖励或撤销晋升的职务。
第四十一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泄露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行为，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分决定的单位或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申诉。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统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人民政府统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重庆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
冲出审判方式改革的隘口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
何家弘教授从当庭认证谈证据制度改革
记者 谢圣华
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法庭上来。只有搞好庭审活动，才能避免公开审判走过场，而庭审活动的核心，就是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质证以及法官认证的过程。一段时期以来，不少法官感到当初提出的一些设想特别是当庭认证很难落实。面对这一问题，他们往往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又回到过去的庭审方式上。
　　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也非常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弘对中外证据制度较有研究，为此，记者走访了何家弘教授。
　　记者:随着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深化，法官应否当庭认证和如何当庭认证的问题，成为困扰许多法官的一大难题。他们感到当庭认证难以操作，有的甚至认为根本做不到。而举证、质证与认证本是庭审活动中密不可分的“三步曲”，一环紧扣一环，如果不当庭认证，庭审结束了，当事人和旁听人员也是一脸茫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主张法官应该当庭认证，因为它可以提高审判过程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提高审判质量，保证司法公正。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问题是如何当庭认证？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经验，闯出了一些路子。例如，有的法院坚持一个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有的法院则采取一组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不过，很多法官在实际操作中都感到这样做很困难。有时候，前面认了的证据又被后面的证据给否了，或者产生了疑点，无法作为定案的根据。面对这种情况，法官在最后评议和判决的时候也挺为难的。定吧，心里不踏实；否吧，法庭上已经认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认证能力不高。我认为也不尽然。证据是形形色色的，案情是错综复杂的，仅仅根据法庭上对一个或一组证据的举证和质证，往往很难对证据作出全面的判断。特别是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和证明价值问题，一般都需要综合评断案件中的各种相关证据甚至全部证据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而这在多数案件中都只能在最后合议庭评议时才能完成。正因为当庭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很困难，所以一些学者才否定当庭认证的可行性。
　　记者:那么，当庭认证岂不就落空了吗?
　　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当庭认证的内容。就是说，法官在法庭上要认什么？是认定证据能不能采用，还是认定证据可不可靠、有多大价值？这就有必要区分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了。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决定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出的证据能否被法庭采用所依据的准则。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比较宽松，有些比较严格，而且不同国家的证据法学者研究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律制度中，证据采用标准问题被概括为证据的“可采性”(AdmissibilityofEvidence)，亦称为证据的“适格性”(CompetencyofEvidence)。一个证据具备了“可采性”，就是说诉讼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交的证据符合了法律规定的采用标准，法官应该在审判中采用。所谓证据的“适格性”，也是指某证据符合有关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该项证明活动中的证据。现代英美证据法学者一般仍将相关性作为采用证据的基本标准，但是又增加了一些具体内容。例如，美国著名证据学家乔恩·华尔兹认为，审判中采用证据的标准应该包括实质性、证明性和有效性。所谓证据的实质性，就是说具体证据所要证明的那个事实是否案件中的实质性问题；所谓证据的证明性，是说这个证据是否确实能够证明那个实质性事实；实质性和证明性加在一起就等于证据的相关性。而证据的有效性则是说，根据法律规定的各种证据排除规则，这个证据是否会丧失证明的效力。这类似于我国学者所说的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但是，采用标准并不等于采信标准。前者的作用只是确定某证据是否可以在诉讼或其他证明活动中采用。至于可以采用的证据是否可靠及其有多大证明价值，则还要由裁判者再进一步评断，而这正是采信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一个证据能否被采用所依据的是证据法的一般原理和有关规则，并不要求裁判者相信其内容必须属实。换句话说，采用的证据不一定都是采信的证据，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不一定都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在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活动中，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是由法官掌握的；而证据的“可靠性”(Credibility)问题则是由陪审团掌握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证据采用标准和证据采信标准之间的区别。
　　记者：我理解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证据能力，即被法律允许作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据的采信标准也就是证据力，即证据所体现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程度。前者认定的是证据的形式要件，后者认定的则是证据实质要件。它们显然是认证的前后两个阶段。那么，法官在当庭认证中是否都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何：我认为，法官的当庭认证应该主要解答证据能否采用的问题，而不解答证据应否采信的问题。在不同种类的案件中，证据的采用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采用标准就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的采用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不过，证据的采用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采用标准”。按照我国证据法的原理，它应该包括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这些也就构成了证据采用标准的基本内容。当然，针对各种具体的证据，还应该有具体的采用标准，如证言的采用标准和录音证据的采用标准等。法官在审判中对于诉讼当事人举出的各种证据都要当庭作出裁判，能否采用。这就是当庭认证的内容。至于这些被采用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究竟有多大证明价值，那要等到合议庭评议时再作出判断。明确了这一点，法官的当庭认证就具有可操作性了。
　　记者：您的思路的确对法官如何当庭认证有很大启迪。但您上面提到了证据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等问题，而这些在我国目前的证据制度中大多还只有抽象的规定，缺少具体的规则。现在想来，的确不能责怪我们的法官难以做到当庭认证，因为这也是我国证据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的。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我国一些法官在证据的认证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而这往往造成司法不公，证据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那么，您认为我国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什么?
　　何：古今中外的司法证明制度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规范证明模式(亦可称为“法定证据制度”)；另一种是自由证明模式(亦可称为“自由心证制度”)。这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收集使用各种证据的规则和审查评断每一种证据的标准，还是让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良知去自由收集证据和评断证据。主张规范证明模式的人认为，司法公正的核心就在于相同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处理，而要做到这种一视同仁，司法人员在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时就必须遵照统一而且具体明确的规则，不能有任何自由裁量权。但是偏爱自由证明模式的人认为，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环境状态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都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天真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为了保证在具体案件中运用证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法律必须给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根据案件当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地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去自由地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且司法人员普遍具备的良知和能力也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我上面讲的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证据制度都是上述两种证明模式的结合，当然不同国家对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总之，规范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属于自由证明的范畴。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的总体素质还不是太高，审判实践中证据的采用和采信也比较混乱，我认为，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应该坚持以规范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模式为辅的思路。具体来说，收集使用证据应该尽量规范化，但审查评断证据则可以比较自由。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最好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我们的证据法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原则上，而应该确立系统的证据规则。
　　记者：您能简要说明一下这些证据规则吗?

何：我认为，我国的证据规则可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取证规则，包括合法取证规则(如禁止刑讯逼供、禁止用强迫和诱骗手段获取证言)；证人作证规则(如作证义务、证言特免权、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令、证人的补偿与保护)；物证收集规则(如物证提取、物证保管)；司法鉴定规则（如鉴定资格的确认、鉴定的委托）等。第二部分是举证规则，包括举证责任规则（如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和举证时效规则（如开庭前的举证时限、一审与二审的举证时效）等。第三部分是质证规则，包括审前证据展示规则（如展示的时限、展示的方式、展示的内容）；出庭作证规则（如证人的出庭与例外、鉴定人的出庭与例外、证人和鉴定人的当庭宣誓）；交叉询问规则（如交叉询问的顺序和方法）等。第四部分是认证规则，包括采用证据规则（如关联性规则、客观性规则、合法性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和采信规则
（如证明标准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推定规则、司法认知规则等）。
　　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属于抛砖引玉，究竟应如何构建我国的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体系，还需要专家学者们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采访完何教授，记者深深感到，不完善的证据制度是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隘口，冲不出去，改革是难以取得更大进展的。一个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如果缺乏完备的证据制度，肯定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司法公正而言，目前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出现的错误远远大于适用法律的错误。广大法官迫切希望尽快建立起完备的证据制度，以解决他们庭审中的一大难题。但目前看来，我国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还有很大困难。这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强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有些地方法院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都对证据做了一些规定。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探索公开认证的条件和方法，完善认证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0年底前，对证据适用规则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