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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

蔡鸿铭


摘 要：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不同的学科和领域，有着不同的建构方式或实现途径，文章旨在探讨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法治自身的体系完善对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和谐社会是不能没有法治的；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在于，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自身体系的完善建构能极大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治；法律体系

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在我国，“和谐社会”理念的提炼是一个逐步丰富的过程。在党的十六大上，社会和谐作为小康社会的一个内容而提出。而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五个“统筹”，贯穿其中的就是要努力实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更加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并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但是究竟什么是和谐社会，对此，2005年2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
可见，和谐社会的内涵非常丰富。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构建或实现和谐社会？我们以为，法治的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主要方式，文章的目的就在于阐明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法治体系自身的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架构作用。
二、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
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历史的资源为资治之鉴，可以知利弊得失，兴衰存亡之道。和谐社会理念的正式提出和全面阐释虽然是时代话题，但实际上，追求安宁有序、富足安康，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却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追求的梦想。
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到前500年）就提出了和谐的学说，他从数学研究出发，认为世界的统一就是万物之间数量关系的和谐比例，并且认为和谐的内涵包含着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是对立之间的和谐。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 540到前480年）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和谐问题上，他批评性地继承了毕氏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辨证和谐观。在他看来，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现象，并且“对立造成和谐”，和谐并不是对立面的消除，恰恰相反，和谐正是以承认对立并保持对立面为基础的，是对立的产物。“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即通过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就产生了矛盾的各种因素或者说各方力量的均衡，从而诞生了统一而又稳定的和谐。
同样，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大治，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无论是商周以前禅让制的王道之治，还是《礼运》篇“大同”的理想世界，以至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共和理想，都没有放弃建构和谐社会的追求。然而，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与西方同样有着数千年和谐追求的传统文明为什么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的近代突然变得步履蹒跚、江河日下？个中原因，固然不胜枚举，但就社会治理角度而言，统治者“德主刑辅”，“重礼轻法”的“人治”和“德治”之举实乃问题的根源所在。
其实，法治社会不等于和谐社会，法治社会本身并不等于已经建成了和谐社会。至近代，西方各国虽然普遍建立起了以法律为主要形式进行统治的社会秩序，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秩序就已经达到了和谐社会的要求。比如，困扰人类数千年之久的贫富差别问题，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涉及健康人与残疾人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问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问题，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等等，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仅仅依靠法治也无法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其中，道德和宗教等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整体先进的西方文明，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规律：法治乃是大治之本，即，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正是在此意义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突出了法律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形成中的极端重要性，把法律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与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绝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的和确实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2
三、和谐社会之法治构建何以可能——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同质性3
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协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和谐稳定的，要求社会发展是全面而又可持续的，从本质上说，它与法治社会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规则约束下的状态。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具体表现为，在政治领域中，要求权力的授受和运行代表人民的意愿，符合民主程序，权力监督制约完备有效；在经济领域中，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正确，运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要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个人自由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其形成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规则，不同类型的规则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但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法律规则。法治之所以不同于法制，就在于它不仅强调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它表征的是这样一种现代意义的秩序。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的社会，是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法律有好坏良恶之分，法治国家的法律不仅是“法律之治”，而且更是“良法之治”。而公平正义则是“良法”的灵魂，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另外，社会正义离不开司法正义，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失去了司法正义，社会正义也最终无法实现。在现代法治中，司法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而且司法裁判乃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司法的公正而具体体现。因此，司法正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在法律上就是指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使其享有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祉，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当前，在法律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方面，需要在立法上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以有利于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另一方面，要协调好个人和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尽可能地赋予个人行为自由的前提下，又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尽可能地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要维护集体的利益。对于私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原则上不进行干预。只有在当事人出现纠纷之后，国家才以裁判者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解决纠纷。在正确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保护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最后，法治保障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法治环境。充满活力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只有让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发挥各方面的创造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法治就是为社会营造利益受尊重、权利可诉求、竞争有秩序、成果得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四、法治框架自身的完善才能更好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法治自身框架的设计将直接关涉到和谐社会的架构，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体系内容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1、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主导法律部门，它是我国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等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基本原则，而且确立了各项法律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的规范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还包括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行为方面的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法律，特别行政区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和规范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以及有关国家领域国家主权国家象征国籍等方面的法律。
2、民商法。我国采用民商合一法原则。恩格斯指出民法乃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愿、平等、等价有偿、自负盈亏、诚实信用等属性的内在要求。我国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但尚不完善，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去做，比如《物权法》就有待进一步制订好。《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证券法》等在内的重要单行商事法律。其任务在于规范市场主体，规定交易活动的支付融资手段，确立减少风险的途径，制定海上运输的规则，规范资本市场等。
3、行政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需要政府的组织与推动，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管理水平，改变旧的管理方法。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对经济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由经营性的具体管理到宏观的管理，从行政隶属管理到依法定职能管理的转变，势必对政府的工作从客观上提出更多更高的新要求。因此，进一步健全行政法律制度以促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
4、经济法。经济法是指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是经济管理法。经济法是利用国家强制干预来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保障其沿着有利于全社会的方向发展。经济法大体可以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创造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我国已制定了《预算法》、《审计法》、《中央银行法》、《物价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重要法律。三是国家对重要产业和新兴产业促进的法律。这方面我们已经制定了《农业法》、《电力法》等法律。现在有必要制定诸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法》、《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法》等重要法律。
5、社会法。社会法也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主要是保障劳动者、老人、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之权益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保护劳动者，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市场健康发展。主要包含了三类法律。一类是《劳动法》、《劳动就业法职业培训法》等。二类是社会保险法，即社会强制(义务)保险法如《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失业保险法》、《事故保险法》等。三类是社会救济法。我国颁布了《劳动法》，但还有一些有关配套法律需要草拟，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因此，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势必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6.刑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还离不开刑法的保障。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和消极作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犯罪的出现。诸如违反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内幕交易罪，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罪，金融诈欺罪，商业贿赂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违反税收征管罪，洗钱罪等等。过去闻所未闻的新的犯罪层出不穷。因此，我国1997年修改了刑法，新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几十种犯罪。如不对这些犯罪严惩不贷，让贪污横行，犯罪猖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绝不可能建立起来，也绝不可能健康发展下去的。
7、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调整因诉讼活动和非诉讼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仲裁等方面的法律。市场经济运作中引起的民事纠纷，要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发生的行政争议要凭借行政诉讼了结;产生犯罪，则要通过刑事诉讼处罚。这方面的法律不仅是实体法的实现形式和内部生命力的表现，而且也是人民权利实现的最重要保障，其目的在于保证实体法的公正实施。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己臻完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同时避免太多企业破产。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包括私人企业和自然人) 》、《公司和解法》、《公司重整法》等等。

［参考书目］
1、《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2-20；
2、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期；
3、郑惠明著：《浅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法治纵横》，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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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2005年9月23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第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督促和检查法律、法规的执行，切实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自治权，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所作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60日内给予答复。
第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制订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优先安排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采取措施加大投入和扶持。
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和进行建设，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照顾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第七条 上级财政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种专项资金的分配，应当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
　　上级财政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
　　坚持和完善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优惠政策，依照国家规范的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落实到县。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财政应当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资金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上报的税收减免申请，属于权限范围内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批准。
上级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共享收入增量部分属于地方的收入，应当及时全额向民族自治地方转移支付。对因国家政策调整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部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给予补助。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作为招商引资和对口帮扶协作的重点，组织、协调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和企业事业单位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结对协作和对口帮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到民族自治地方投资，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协作和对口帮扶。
鼓励民族自治地方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支持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实施援助项目。
　　第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鼓励金融机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给予重点扶持。
第十二条 鼓励、支持和引导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建设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
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中小企业予以倾斜。
第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扶持民族贸易、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方面给予照顾。
第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国家安排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交通、能源、水利、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项目，根据国家规定，需要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的，适当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确实无力负担的，免除配套资金，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地方事务的，按照中央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建设资金负担比例全额安排。
第十五条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加大投入，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优惠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采取合资合作、股份制和贷款修路等多种方式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和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公路的养护和管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公路的畅通。
第十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支持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统一规划，优先合理开发本地矿产资源。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在安排使用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并优先考虑原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
在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的重点项目缴纳的耕地开垦费，优先安排用于该民族自治地方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其他项目缴纳的耕地开垦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留给民族自治地方依法用于开垦新的耕地，实行占补平衡。
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留给地方政府的部分，原则上通过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予以返还。
第十七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从资金、技术、物资、信息及流通服务等方面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优先支持发展畜牧养殖业和林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劳动力的适用技术培训和劳务输出，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第十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优先安排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石漠化治理和防治污染等工程建设项目。
上级国家机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对为国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给予合理补偿。
上级国家机关对从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等，应当通过林业建设项目安排给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林业。
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天然林保护工程范围内的人工商品林，应当合理安排采伐指标给林木所有者或者经营者进行人工抚育间伐；对因执行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而减少的收入，建立补偿机制，给予补偿。
第十九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水能资源，防治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帮助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水资源补偿费在安排使用时，优先用于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第二十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扶贫资金和项目安排上对民族自治地方倾斜。重点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贫困乡村以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和茅草房危房改造、生态移民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扶贫开发。
第二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业纳入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支持民族自治地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产业。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资源实行属地管理，旅游景区实行行政管理和企业经营分离。
上级国家机关鼓励、支持和引导民族自治地方采取多种形式，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
　　第二十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重视和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镇)保护规划编制的指导；对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建设的项目，优先列入计划，优先审批，在资金投入上给予倾斜。
　　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规划，应当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鼓励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保护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街区和建筑。
　　第二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鼓励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民族工业用品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商品和物资的流通。
　　第二十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防灾救灾应急预案，强化灾害的预防和紧急救助措施，安排防灾救灾经费应当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
第二十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大投入，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教育事业。地方财政应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
　　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对民族自治地方义务教育投入应当高于一般地区，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义务教育给予重点支持，并逐步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支持和帮助在民族自治地方举办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中小学及在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采取各种措施资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特别是贫困女生完成学业。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举办双语教学的学校或者班级给予扶持帮助，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队伍。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支持和帮助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第二十六条 支持和帮助符合国家办学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举办本科或者专科院校，办好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在民族自治地方依法办学，发展民办教育。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培养、培训各类师资；对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给予优惠待遇。
第二十七条 对报考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少数民族考生，在录取时应当给予适当加分照顾；对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和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予以特殊照顾。
　　省内各大专院校应当开设民族班、民族预科班，专门或者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对少数民族大中专困难学生实行救助制度。
　　第二十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加强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重点扶持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第二十九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安排专项资金，加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鼓励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村寨博物馆的保护和建设；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学校开展民族体育、文学艺术、手工制作等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活动；挖掘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抢救、征集、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民族民间文化珍品、文献、典籍和实物。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定期举办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第三十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加大科技开发投入，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普及科技知识，开展科技交流和协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先进适用技术，鼓励和扶持民办科技产业发展。
第三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大对民族医药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加大开发投入，加强民族医药的科学研究，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产业。
　　第三十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以及技术支持，建立并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妇幼保健工作；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
第三十三条 上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优先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并从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给予扶持。
第三十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体育设施建设，开展健康、文明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进行体育交流和协作。
省人民政府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三十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在省直机关培养和配备少数民族厅级干部。重视培养和配备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当依法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民族领导干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民族自治地方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予以照顾，具体办法由录用、聘用主管部门规定。
　　各级民族行政部门应当协助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
第三十六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年轻干部、妇女干部，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干部的培训力度。
　　上级国家机关指导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人才开发规划，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培养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各级各类人才。
　　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人才到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创业，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他们提供优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到边远、高寒等条件比较艰苦的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才的家属和子女，在就业、就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十七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
第三十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调整或者变更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行政区域界线及地名，应当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及民族代表人士充分协商，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开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各项活动，并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条 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举办的州庆、县庆活动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截留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经费的，责令限期归还，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由其上级国家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上级国家机关”、“上级人民政府”、“上级财政”中的“上级”是指省及辖有自治县的市、州、地级。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