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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彩虹 上海政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民事诉讼/行政附属问题/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分析
内容提要: 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的最显著特征是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存在。这种交织常常会影响民事案件的正常审理。仅仅依靠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化解民事诉讼中对行政附属问题审理时的矛盾与冲突。我国可以建立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在民事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对于关涉民事裁判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这一制度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相互交叉重叠的案件，特别是民事诉讼中出现行政附属问题的案件，由于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对此类案件如何审理尚无一个十分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司法实务中各地法院的做法极不统一，理论界对此也见仁见智。而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协调角度考虑，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解决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是比较理想的制度选择，即可防止判决效力之间的冲突、提高诉讼效率，又可防止问题处理的复杂化。

一、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

（一）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的概念和特征

附属问题概念源于王名扬先生专著《法国行政法》，意指一个案件本身的判决依赖于另一个问题，后面这个问题不构成诉讼的主要标的，但决定判决的内容，称为附属问题。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是指民事争议案件的审理和解决是以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的正确认定为前提，该行政行为并非民事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或者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它决定着民事案件的性质或裁判结果。[1]可见，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实际上是以审理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为主，但在审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附带涉及到相关的行政争议，而该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又是该案件民事争议裁判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也可把这种诉讼形式称为关联诉讼。可见，这类案件当事人诉讼的目的往往是要解决民事争议，行政主体与行政行为相对方的纠纷并非案件主要焦点。

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诉讼是由民事纠纷而非行政行为引起；其次，法院最终对该民事纠纷的处理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前提，即如果不解决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民事审判则很难进行；再次，当事人对民事诉讼中的行政决定有异议，并且在民事诉讼中提出；最后，行政争议对于民事争议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意指即使不存在民事争议，当事人对行政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单独寻求行政救济，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可见，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的最显著特征是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存在。这种交织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表现在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双轨并行，但无论民事争议是由于行政决定而引起还是因行政决定的介入使民事争议变得更加复杂，都使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的同时还要审理行政行为。另外，在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决定，有很多都是可以作为核心证据出现的，法院对其认定与否，直接左右着案件的判决结果。

（二）构成民事诉讼行政附属问题的条件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出现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是常有的现象，但是不是一旦出现交织就一定构成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呢？这还要取决于二者的关联度。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必须有紧密的关联性。判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关联性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在民事争议中出现的行政行为是否构成民事诉讼审判的前提，这是构成民事诉讼行政附属问题的首要条件。而要构成民事审判的前提，行政行为必须属于作为的行政决定。因为行政不作为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所以也就不可能涉及到对民事权利义务的处理。因此，不作为的行政决定通常不会构成与民事纠纷的交织。第二，作为附属问题出现的行政决定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的关联性。作为证据能力的“关联性”是指作为证据，必须在逻辑上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存在必然的、客观的联系。[2]那么要具有关联性，该行政行为必须对存在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一个先决的处理决定，而该处理决定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公文书证的形式出现，且能对民事争议的案件事实起到实质性的证明作用。第三，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与行政处理决定之间的关联性。作为民事诉讼附属问题的行政行为与民事诉讼中诉讼请求的内容必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虽基于不同性质的请求，但均发自于同一法律事实，即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要求确认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同样也是属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内容。当然，这种关联性并不代表完全的一致或重合。

二、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解决模式之选择

（一）现有的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解决模式合理性评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本的民事纠纷会因行政权的介入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当争讼的一方以行政行为作为抗辩理由时，民事纠纷与行政争议交织纠结在一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且这类案件呈逐年递增之势；加之我国相关制度的缺失，理论上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使得处理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有哪些可供选择的解决模式以及理论支撑呢？其合理性又如何？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附属问题，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在民事诉讼中把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来对待，只审查其来源的真实性和形式的规范性，不审查其实质合法性。即，只要能证明作为证据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真实的来源以及具有符合法律要件的形式，那么从证据法的角度讲，该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就具有了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从而具有证明力，故而法院将其作为定案依据就顺理成章。但是，具体行政行为虽具有效力先定性的特点，并说明具体行政行为都是合法有效的，一旦据以定案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法院的裁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二是当事人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民事庭与行政庭互不干涉“内政”，各自独自审理。但是由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适用原则、证据制度以及审判程序上的诸多区别，导致裁判结果会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三是中止民事诉讼，建议当事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待有结果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这虽然便于区分案件性质，较好地保证民事裁判的准确性，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实践中一些当事人对行政诉讼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不敢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造成当事人不敢诉讼而非不愿诉讼的结果。若就此而终止民事案件的审理，那么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该如何保护？四是回避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问题，径行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裁判案件。其理由是，行政纠纷不属于民事主管范围，如果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即构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其实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可防止矛盾裁判的发生，但该种方案并没有使纠纷得到实际的解决，故也不足取。

针对以上种种弊端，为了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有学者提出了“直接移送制度”，[3]即先中止民事诉讼，由民事审判庭将本案涉及到的行政纠纷直接移送本院行政审判庭进行处理，待行政审判庭处理完毕后再由其依据行政裁判审理民事纠纷。当然“直接移送制度”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行政审判庭本来就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定机构，当民事诉讼中涉及有行政附属问题时，由行政审判庭对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既符合民事主管的规定，同时也可避免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并轨进行而出现矛盾判决的发生，另外对当事人来讲还可省去起诉程序之累赘。但是从诉权理论上分析，该设计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在当事人没有行使行政诉权的前提下，行政审判庭接受移送并进行审理，依据何在？因此，“直接移送制度”存在不尊重当事人自由行使行政诉权的嫌疑。

由于上述理论存在难以克服的窘境，又有学者提出了“行政主体作证制度”。[4]行政主体作证制度意指在民事诉讼中对附属的行政问题进行程序性审查和判断，审查的对象是民事争议中涉及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性质属于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审查的形式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查。此时行政机关不是以诉讼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身份而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其任务是对具体的行政行为从法律层面和事实角度进行“证明”，以达到“释明”的目的。作证采用出庭作证方式，法庭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就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进行连贯性陈述，然后再接受审判人员和诉讼当事人的发问。通过行政机关的出庭作证，实现审判机关对附属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正确判断的目的。诚然，“行政主体作证制度”的设计似乎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既能避免因分开审理而导致矛盾判决的出现，也可免于陷入直接移送案件而于法无据的困境。但“行政主体作证制度”就是最理想的制度安排吗？非也!首先，在诉讼中行政行为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事争议发生的相关事实之一，其合法性仍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待证事实，因此，它是证明对象而不是证据本身，而用一个待证事实去证明另一个待证事实本身就是荒谬的。其次，从证据的法定分类来看，由于行政主体在民事诉讼中不是当事人，因此，其证据种类就不属于“当事人陈述”。那么行政机关是不是证人呢？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只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才有作证的义务。证人陈述的内容一般是自己感知的事实，但是不包括对事实的判断，证人不得对这些事实进行主观上的评价。那么，行政主体出庭作证必然是要证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是符合事实的、有法律依据的公正执法，而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恰恰是法庭而非证人的职责。因此，行政主体当庭作证也不是证人证言。

（二）构建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设想

从上文分析可见，目前审判实务中及理论设计中的几种具体解决模式都存在制度上与理论上难以突破的局限，而仅仅依靠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化解民事诉讼中对行政附属问题审理时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不管是国内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为我们创设一种新制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制度空间。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早已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这为建立我国行政附属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立法及审判经验。毕竟同为附带诉讼，在产生原因、审判特点上还是具有相似之处的。对于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于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案件只能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不能是民事附带刑事诉讼，原因在于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的生命权利和人身自由，对刑事案件的审理较之于民事案件来讲，适用的程序、证据制度和证明规则都有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只能由专业的刑事法庭进行审理。而对于以民事争议为主，附带关联行政争议的案件来说，由于其所涉及的民事权益更重要，故可建立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民事附属行政诉讼是指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关涉民事裁判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一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的诉讼制度。需要明确的是，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并非是该案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却构成民事裁判的前提。其实，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并非是个标新立异的命题，之前就有学者指出，鉴于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在处理上难以割裂的关系，“民事诉讼可以附带行政诉讼”，这更“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5]

虽然同为关联诉讼，但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都是有区别的。首先，不管是刑事诉讼附带的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附带的民事诉讼，作为附带部分的责任性质，其实都是因同一主体的同一行为而造成的侵害，从而形成了两种法律责任的竞合，并且这两种法律责任的处理没有先后顺序的限制，任何一个诉讼的处理都不构成对另外一个诉讼的先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附带诉讼本身的“可分离性”。但是，民事附属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问题则成为民事审判的前提，即不解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民事审判就无法进行。可见，这里的民事诉讼与附带的行政诉讼二者具有“不可分离性”。为了区别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此我们应该称之为“民事附属行政诉讼”。

三、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合理性与可行性之分析

（一）合理性分析

现代社会是依法控权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法治社会。各种国家权力只能在各自固有的轨道上运行而不能逾越法律规定的边界，行政权和审判权依法分别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各自行使。但权力的各自行使并不否定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随着现代法治的演进，法律规定的权力边界也有相互延伸与交叉之状，行政机关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纠纷裁判权，如行政复议、行政仲裁、行政裁决行为等，行政权力的触角已逐步深入到司法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准司法行为”。反过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功能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通过行政诉讼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纠正专横、任性、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即为世界各国为敦促行政权的良性运行而赋予司法机关的“干预”权。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仅能说明法院可以通过行政审判行使对行政权的合法“干预”，而根据我国主管制度的规定，民事审判权与行政审判权是有明显的权限划分的。其实，根据审判权限划分与协调的基本原理，民事审判权与行政审判权并非水火不容的冤家，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的“互不干涉”也是人为制造的隔阂。首先，从我国行政审判庭产生的历史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该法。一些地方法院就开始由民庭或经济庭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到了1987年，各地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才陆续成立了行政审判庭。[6]可见民事审判庭受理行政诉讼的案件在我国是有先例的。其次，我国法院的法庭设置与管理制度近年也饱受诟病。由于案件按庭室来分配，导致全国许多基层法院，都存在着民事、行政、刑事各庭受理案件严重不均衡的现象，民庭法官忙得不亦乐乎，而行政庭一年也只两三起案件，刑庭几十起案件，因此许多基层法院都允许行政庭、刑庭、审监庭办理一审民事、经济案件。照此说来，不也混淆了审判权限的分工了吗？而2007年，贵阳中院成立了一个跨诉讼法的环境保护审判庭，凡涉及排污侵权、损害赔偿和其他环境诉讼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均由该庭受理，学界立即给予了肯定。[7]这种获得最高法院大力支持的理论，[8]为何不能为民事法庭受理行政案件提供来自学术上和实践中的正当性呢？纵观全球，有法官的专业分工而无法院内部机构的专业分工，这也是各国法院的普遍现象。比如在美国，没有按案件的性质分设审判庭，而是习惯上哪一位法官擅长审理哪一类案件就有所专攻。最后，《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诉讼并不都是民商法上的纠纷，如“选民资格案件”就不是民商法上的诉讼，其对应的实体法是《选举法》，显然不属于民事争议的事项，实际上属于宪法、行政法的诉讼。因此，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既不与现行法院主管权限的划分标准相悖，也有利于避免将问题更加复杂化。既然刑事审判庭可以附带行使民事审判权，行政审判庭也可以附带行使民事审判权，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民事审判庭也可以附带行使行政审判权。

（二）可行性分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行政公署


哈行署发〔2006〕106号



关于印发哈密地区政务信息公开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各委、办、局：
《哈密地区政务信息公开办法》已经2006年第9次行署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哈密地区政务信息公开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结合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务信息，是指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各行政部门（单位）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或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产生或获取的应当公开发布的以文字材料、视听资料、网络媒体等载体记录的其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情况的内容。
本办法所称行政机关是指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各职能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第三条　地区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由地区行署办公室、地区监察局负责组织实施。
地区监察部门和行署法制工作机构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对各行政机关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议。
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公开职责范围内的政务信息，并指定专门机构及人员负责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政务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合法、真实、及时、便民原则，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办事效率。
政务信息实行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第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政务信息公开的权利人，依法享有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务信息公开申请、获取政务信息的权利。
第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无偿提供政务信息，不得收取信息服务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地区行署实行新闻发布会制度，定期发布重大政务信息。具体工作按照《哈密地区行政公署新闻发布实施办法》办理。
第八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照职责权限主动公开下列政务信息：
（一）涉及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规范性文件和发展计划
1. 地区行署、各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单位）制定的涉及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规范性文件；
2. 地区、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内容及其实施和完成情况；
3. 各县（市）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其它各类专业规划等内容。
（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1. 影响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疫情、灾情或者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报、发生及处理情况；
2. 扶贫、优抚、救济、救灾、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标准、条件及实施情况；
3. 土地征用、土地征用补偿方案和土地出让招标、拍卖、挂牌及有关听证情况；
4. 城镇房屋拆迁的批准文件、拆迁公告、安置方案、补偿标准及有关听证情况；
5. 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依据、条件、程序、收费标准、办理时限、办理结果和监督投诉渠道；
6. 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处理情况。
（三）公共资金的使用和监督情况
1. 各县（市）城市、城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中标情况及工程进展情况；
2. 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采购结果及其监督情况；
3. 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
（四）政府机构和人事基本情况
1. 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及职责权限、办事程序；
2. 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依据、行政执法职权和法律责任等；
3. 行政机关领导班子分工、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等；
4. 公务员招考、录用的条件、程序和录用结果等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它政务信息。
第九条　下列政务信息不予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商业秘密或者公开信息可能导致商业秘密泄露的；
（三）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公开信息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务决策信息，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的正常开展或者威胁个人生命安全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不予公开的信息。
属本条第（二）、（三）项情形，相关当事人书面向行政机关明确表示同意公开政务信息的，应申请人的申请，行政机关可以公开。
第十条　各行政机关对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政务信息，应当采取下列方式及时予以公开：
（一）设立固定的板报专栏；
（二）政府公众网站；
（三）报刊、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
（四）专门设立的政务信息公开服务热线；
（五）档案管理机关设立的档案公开专栏；
（六）其它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政务信息的形式。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政府公众网站和设立的固定板报专栏上公开。除上述两种途径外，还可采用其它形式公开规范性文件。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并适时更新本机关的政务信息公开指南和主动公开政务信息目录。政务信息目录应当记录政务信息的名称、基本内容的简要表述及其产生日期，并通过政府网站等途径发布供公众查阅。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本机关具体负责政务信息公开事务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信箱等向社会公开，方便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咨询和查询。
第十四条　对行政机关主动公开范围外的其它政务信息，实行依申请公开制度。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掌握该信息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务信息的，必须表述申请公开政务信息的内容特征，以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查询。
公民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公民的姓名、工作单位、证件名称及号码、联系方式等；
（二）所需政务信息的内容表述；
（三）申请提交时间。
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人和其他组织名称、法定代表人及联系方式等；
（二）所需政务信息的内容表述；
（三）申请提交时间。
行政机关可以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书的格式文本。格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政务信息公开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登记，并根据下列情况及时给予书面答复：
（一）属于应当公开的，制作公开决定书；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的理由；
（三）属于主动公开的且各单位已经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应当指引告知申请人；
（四）属于应当主动公开但未公开的政务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并且指引告知申请人；
（五）申请的政务信息不属于受理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如能够确定该信息掌握机关的，应当告知联系方式；
（六）申请公开的政务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对属于本行政机关的受理范围且属于可以提供的政务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在办妥手续后当场提供；不能当场提供的，应当在办妥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
因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同意，可以将答复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要求提供的政务信息含有不予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提供可以公开的部分。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行政机关向其提供注册登记、税费缴纳、社会保障等与自身相关的政务信息的，应当持有效身份证明，当面向行政机关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当包括对所需政务信息的内容表述，并由申请人（申请法人代表、申请组织负责人）签名或者盖章。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与自身相关的政务信息记录不准确、不完整、不适时或不相关的，有权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及时予以更改。受理的行政机关无权更改的，应当转送有权处理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对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身相关信息的查询、提供，国家、自治区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地区监察部门、行署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加强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定期对各行政机关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作为考核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各行政部门（单位）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务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地区监察部门和行署法制工作机构投诉。
接到投诉后，应当及时予以调查处理，并向申请人反馈处理结果。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区行署办公室，地区监察部门、行署法制工作机构要求或建议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哈密地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由地区行署或地区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履行政务信息公开义务、不及时更新政务信息公开内容的；
（二）公开的政务信息不真实、不完整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的；
（四）服务态度恶劣，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五）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更新本机关政务信息目录的。
第二十一条　依据本办法属于应当公开范围内的行政机关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在本办法施行前没有依法公开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2个月内通过政府公众网站予以公开，也可同时通过其它形式公开。
第二十二条　各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县（市）实际情况，制定政务信息公开办法。
地区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上级行政机关的要求，制定本行政机关的政务信息公开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地区行署办公室会同行署法制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