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范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等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23:02:39 浏览: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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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范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等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关于防范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等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建办村函[2007]229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农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近年来，社会上一些组织和个人打着支持新农村建设、全国重点镇建设等幌子到各地诈骗，误导和欺骗当地干部群众，干扰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工作，有的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维护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的正常秩序，保障基层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利益，现就防范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等名义搞诈骗活动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等名义行骗造成的危害，提高防范意识。目前，社会上一些不法组织、不法分子利用农村地区信息相对闭塞的特点，打着各种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的旗号行骗，不但影响了基层对国家政策的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干扰了地方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不必要的财物损失，而且损害了建设部门的社会形象。此类诈骗活动往往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具有手段隐蔽、欺骗性强等特点，涉及范围广，易于引发不稳定因素。各地建设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其危害性，增强政治责任感，提高主动防范意识。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识骗、防骗能力。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当前不法组织、不法分子惯用的行骗手段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伪造或篡改政府部门文件。比如，篡改建设部等六部委下发的《关于公布全国重点镇名单的通知》（建村[2004]23号），以能够提供高额贷款诱骗基层政府。二是打着受有关政府部门委托的幌子，以“投资咨询机构”、“慈善基金”等名义向地方政府发布虚假信息和指示。三是以投资建设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违规搞开发建设。四是冒充建设部名义，以举办培训班、研讨班、编撰《中国小城镇建设年鉴》（创刊号）及各种书刊、推销书籍、项目评优、建网站、拉广告、要赞助等形式骗取钱财。各地要广泛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媒手段，及时曝光不法组织、不法分子的上述惯用行骗手段，提高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此类活动的辨别能力。
三、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查处并曝光、报告有关诈骗活动。各地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周密部署，建立起群众举报、媒体监督、日常监管与严肃查处相结合的预警和处理机制。要加强与我部及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等名义行骗的行为。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此类诈骗活动的监控，一旦发现要立即商有关部门查处、制止和曝光，并将情况及时告我部村镇建设办公室。
再次重申，凡以建设部或我部村镇建设办公室名义举办的各类活动，须以我部或部村镇建设办公室的正式发文为准。各地在工作中发现的情况或问题，请及时与我部有关部门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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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高武平 430074
内容摘要：民主宪政是中国自清末立宪运动开始一百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未来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举措。这两大目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了小康社会，才能为中国的民主宪政的孕育、发展奠定基础；只有实现民主宪政才能保障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主宪政、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一、 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在最后结束语部分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进一步概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如通过权利的分立与制衡，尤其是通过独立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达成对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限制，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以设计周密的程序来约束权力等等。1可见，宪政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即限权政府，民主则是强调权力的归属即人民主权。在当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中，离开宪政谈民主，民主将成为一种放纵，变成一台不受制约的权力机器，最终蜕变为独裁；离开民主谈宪政，宪政将成为无源之水。当代理想的政治必然是建立在宪政、法治的基础上，体现和尊重民意，以人权保障为终极追求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的不发达则构成民主宪政的重要威胁。美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沃尔特·莫菲将制约宪政实现的“环境”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特定国家的宪政制度是在特定的国际关系内运作的，国际社会关系既影响一个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事务，有时又影响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如强国对弱国内部政策的左右就是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却因素。二是内部环境。其包括八个子项目：（1）一个有能力实行宪政的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2）国内的宪政制度没有武装力量的挑战与抵制；（3）公民们对宪政制度的拥护，以及有足够的政治技能，保证政府依法治理，而公民个人也服从法律规则；（4）人民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充分的信息交流；（5）人民高度的文化与文明水平及对政治原理的认同；（6）经济、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合作；（7）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不至于因为贫穷发生革命，经济制度与政策必须保证一定水准的生活，并使每个人都有希望；（8）培育一种支持宪政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表现在实际生活的价值取向中，因为如果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发生冲突，就不可能实现政治价值。3尽管这种列举式的分析方法未必全面和合理，但却勾勒出了实现宪政价值所应具备的背景。这八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物质文明方面（1和7）、政治文明方面（2、3、4、6）和精神文明（5和8）等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发现小康社会的实现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我国民主宪政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内在机理，是实现民主宪政所必需的生态环境。没有小康社会作基础，民主宪政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源。只有在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才能推动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进程，一改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有宪法，无宪政”的宿命。其次，民主宪政的发展也为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没有民主宪政的同步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菌。4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其要求必须限制国家的权力。财产权有赖于明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市场经济就不能产生和发展，人就没有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要求，就无法在市场中平等、自由地进行交易，参与竞争；产权不明确，人在社会中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中产生的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人也没有迁徙的自由，人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5人对财产没有支配权，没有对由此产生的合法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持久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市场经济要求人有独立的财产权，人人均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必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立宪，也没有形成与宪政相适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使得立宪活动流于形式，始终未跳出“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怪圈。实践证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宪政。反思历史，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这无疑是为实现民主宪政奠定了牢固的根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其二，生产力的不发达也影响着宪政制度的发展，即民主宪政还受到贫穷的限制。在贫困的状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保护自己的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等宪政问题不会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充其量也只能是社会精英们的要求；贫穷还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动乱，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使得政治权威的强大甚至膨胀似乎成为社会秩序化的必要条件，这往往容易导致国家政治权威把正常的宪政秩序置于一边，为了社会的稳定而采取一些置宪法原则于不顾的违宪措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政府为了迅速改善经济状况，常常强化国家行政权力，而国家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官员们的政治特权和政治腐败。总之，“宪政的实现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来自贫穷的限制。”从国际社会来看，“宪政的实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的障碍。排除这些障碍，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善与改革。” 7亨廷顿说过：“许多贫穷的社会将继续处于不民主之中，只要他们继续贫困下去”，“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8亨廷顿的判断是针对民主发展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宪政发展。可见，民主宪政与经济繁荣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二者相辅相成的，而市场经济是政治民主的真正土壤，民主宪政是经济繁荣的希望所托。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构成了近代宪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追求。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宪政理念产生、演变、成熟的历史，政治文明实现的落脚点在于宪政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其一，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前提和基础。9政治文明之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原因在于：首先，政治文明是与政治国家相伴而行的。人类社会早在公元前800年前后的古希腊城邦就有了作为政治文明之核心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大会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本质所在，也是民主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再次，从政治文明的规范形式上看，1776年的北美《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及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既是近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近代政治规范文明的基本表征。
其二，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自然延伸，也是政治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10作为政治文明成熟的最高阶段——宪政文明，体现了当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内涵，决定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政治改革的典范。民主宪政本质上是政治文明的延伸及其发展成熟的最高体现。从政治文明发展到民主宪政是政治史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结论。现代政治文明最终以民主宪政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宪法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法治基础。因此，民主宪政的确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化和宪法化的结果。
（三）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发达与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小康社会的实现必然要求全社会形成一种多元的健康的科学的文化局面，以及人们法律意识、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为民主宪政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理念指引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上追根溯源，宪政是西方诸多文化的共同产物。即诸如希腊哲学、罗马的实证主义、基督教信仰、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的个人主义哲学等这样一些西方文化因素混合的产物。作为宪法理念中的核心的人民主权、法治、个人人权、宪政主义等范畴的内涵都溯源于这一文化的母体。西方自然法思想对宪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入国家状态之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财产权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法改变的，利己的动机是人积极进取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督教有一种“原罪”的学说，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贪欲。但要追求自己正当的利益，人人利己并不可怕，而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利己则是可怕的，因此需要制定宪法，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11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是全民宪政意识的形成。实现民主宪政实际上就是确立民主、自由等权利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过程。
其二，百年来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引发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国本土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衍生的文化变迁，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华文化正统独尊为大的局面，小康社会的多元健康科学的文化局面正在形成。12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推崇国家主义和义务本位的封建文化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乃至最后的抛弃。文化单一和文化专制的情形不复存在，百花齐放的多元社会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而人的思维也随同多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法律信仰的树立，道德素质的提高等等也都将为宪政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从而形成一种崇尚宪法，依法办事的良好的宪政秩序。
三、民主宪政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因此，产权的界定和保障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任何类型的国家都可以提供财产权的界定和保障服务，人类何以偏偏对民主宪政情有独钟呢？这是因为宪政国家是体现自由、限政、法治精神的制度安排，它能为市场提供稳固、有效的财产权保障。而在前宪政时代，社会成员的财产权随时都会遭致蛮横、肆虐的专制权力的侵害。13
其次，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提供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14市场经济是极其脆弱的，它经不起战乱和动乱的考验。民主宪政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局面，它通过代议民主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避免了前宪政时代由权力转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体系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这种改革模式，带来了诸如权钱交易、腐败蔓延、赤贫暴富、社会失范等种种“坏的市场经济”现象。而坏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偏差，目前我国经济转轨中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如何退出私人领域，把其活动限制在公共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予以纠正的过程；修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补充、完善和升华的过程。16
（三）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的高级形态，它极大丰富了我国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时代，由于等级制度和剥削的存在，精神文明在总体上还处于初级形态，而民主宪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人的平等与自由，它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的解放，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们相处在和谐、互动、合作、奋进的社会环境之中，这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法制的完善。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文明形态。17
其二，民主宪政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这里所讲的法制，无疑就包括民主宪政在内。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民主宪政制度根植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它体现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载体，包含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确认、追求和信仰。一句话，民主宪政是宪政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宪政文化蕴含的个体人格独立，权利意识、平等观念，社会公德意识，官员的从政道德等本身就构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8可以说，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其三，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首先，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如我国宪法总纲部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若干规定，就确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此外我国现行宪法第22条也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这一宪法原则为公民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充分保证我国文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促使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繁荣发展，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环境保障。19精神文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下进行的。民主宪政通过法律的权威，对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从而保障了社会环境甚至净化了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民主宪政的形成与发展，对全体公民也是一种教育力量，能引导人们明确自身权利义务，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从而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结语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必须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同时，积极推动民主宪政在我国的生成与发展，用民主宪政来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小康社会的建设，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来夯实民主宪政的根基，使民主宪政在我国真正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1 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M]，载《公共论从》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8页。
2 林广华，《论宪政与民主》[J]，《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3 [美]沃尔特·莫菲，《东欧的宪政民主》[J]，载于《比较宪法项目论文》英文版，1990年6月。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1987年11月15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1月10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1988年5月14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条例修正案》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6年3月28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19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贵州省西南地区布依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的辖区为兴义市、兴仁县、普安县、晴隆县、贞丰县、安龙县、册亨县、望谟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设在兴义市。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州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任务。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州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带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把自治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教育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依法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州保护华侨、归侨、侨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在自治州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州内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依法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人民进行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人民进行国防教育，做好国防动员、拥军优属、征兵、优抚、安置和民兵、预备役等工作。
第二章 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根据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可以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其他民族亦应有适当数量的人员，并且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根据民族分布情况，应当相应有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
第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州长由布依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亦应当有适当数量的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根据民族分布情况，应当相应配备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是自治州的审判机关；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法律监督机关。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人员。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使用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使用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公务文书和审判文书、检察文书等使用规范汉字。
自治州内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名称牌匾，应当使用汉文、布依文、苗文三种文字。
第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依照自治州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可以作为自治州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和使用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各级干部、妇女干部和各类人才。
自治州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对当地少数民族应当予以照顾。
自治州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人才参与自治州的建设，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他们提供优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到边远艰苦地方工作的人才、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在就业、就学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应当配备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州在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予以照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总编制内，确定和调整自治州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员额，报经批准执行。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州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自治州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建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隶属于自治州的企业、事业，未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州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享受国家和省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自治州安排在各县、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县、市财政财力情况，给予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和监督自治州内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在自治州内建设的重点项目缴纳的耕地开垦费，自治州享受优先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开垦新耕地的照顾。自治州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一规划，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扎实稳步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各项权利。保护农民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自治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粮食生产，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效益农业和特色农业，扶持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实行天然林保护、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采伐限额制度，加强石漠化治理、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破坏林草植被。
自治州依法确定森林、林地和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个人所有的林木允许依法继承、转让和自主处理。
自治州征收的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等，专项用于自治州发展林业。
自治州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草山、草场的保护和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态畜牧养殖业，建立和完善疫病防治、良种繁育、饲料和畜禽产品的加工、储运、销售以及技术咨询服务体系，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自治州坚持合理利用水体资源，发展渔业生产及特色水产养殖。严禁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水生动物。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加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防治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防治水土流失和水体污染，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帮助解决缺水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困难。
自治州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
自治州鼓励、支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在自治州内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照顾当地群众的利益。
第三十条 自治州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自治州内开发资源或者进行建设时，应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加强扶贫工作，采取特殊措施，帮助贫困乡村解决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利用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生物制药和农产品加工等地方工业，鼓励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州内的矿产资源，对可以由自治州自主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州内的矿产资源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发展乡镇企业，支持乡镇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扶持民族贸易、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给予照顾。建立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州级储备制度。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运输网络，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快乡村公路建设，提高公路等级和交通运输能力。加强公路的管理和养护，监督管理交通运输市场，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信和信息事业，促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民族工业用品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等的建设，促进商品和物资流通。
第四十条 自治州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和区域经济合作，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吸收外来资金和技术参与自治州的经济建设，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州鼓励自治州内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享受国家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的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加强城镇建设和管理，合理布局，统一规划，逐步推进城镇化进程。
自治州的城镇规划和建设，应当保持和体现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制定和完善旅游产业规划，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旅游资源，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品牌，发展旅游业。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增强财力，节约开支，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支出，设立机动资金、预备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并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自治州加强对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自治州财政预算的调整，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提请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享受上级财政支持自治州财政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照顾。
自治州享受上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和省确定的其他方式的照顾。
自治州因国家政策调整、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特殊原因致使自治州财政减收的，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四十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专项补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对需要加以照顾的税收项目，报经批准，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自治州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在自治州内设立分支机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对自治州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信贷资金。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加强审计监督工作。对重大事项的审计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五章 社会事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制定自治州的教育规划，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学校的校园、校舍和其他校产，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侵占和破坏。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就读学生完成学业。
自治州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采取特殊措施发展民族教育，设立民族中、小学；在普通中学和高等院校设立民族班、民族部、民族预科班；设立寄宿制、半寄宿制中、小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使用规范汉字。对于不通晓汉语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可以实行双语教学。鼓励和提倡优秀的民族文化进校园。
自治州的普通高中和高等院校，对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倡尊师重教，保障和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鼓励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鼓励企业联合举办职业技术学校或者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鼓励和支持集体、个人举办职业技术学校和发展职业教育。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施科技兴州，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加大科技投入，普及科技知识，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鼓励和扶持民办科技产业发展。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对在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培养文艺创作人才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自治州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影剧院等文化设施建设，对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给予扶持。
自治州加强文化市场的建设和管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自治州加强对民族理论、历史、文化、典籍等方面的收集、研究、整理、翻译、出版等工作，挖掘、抢救、保护革命遗址、名胜古迹、历史文物、民族民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加强城乡体育场（馆）等设施建设，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加强竞技体育队伍建设，提高体育竞技水平。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工作，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自治州加强对中医药、民族民间医药的发掘、研究和应用，发展民族医药业。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提倡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第六十一条 自治州在处理涉及自治州内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帮助聚居在自治州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可以依法采取适合本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第六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民族乡的农业、交通、通信、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扶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大对民族乡教育的投入，采取特殊措施加快民族乡人才培养。
民族乡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超收和支出节余的资金，由民族乡自行安排，支大于收的由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帮助自治州内散居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社会事业。
第六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每5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在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布依族、苗族的传统节日，全州各放假1天。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每年5月1日为自治州成立纪念日，全州放假2天。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1988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高武平 430074
内容摘要：民主宪政是中国自清末立宪运动开始一百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未来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举措。这两大目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了小康社会，才能为中国的民主宪政的孕育、发展奠定基础；只有实现民主宪政才能保障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主宪政、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一、 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在最后结束语部分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进一步概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如通过权利的分立与制衡，尤其是通过独立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达成对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限制，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以设计周密的程序来约束权力等等。1可见，宪政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即限权政府，民主则是强调权力的归属即人民主权。在当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中，离开宪政谈民主，民主将成为一种放纵，变成一台不受制约的权力机器，最终蜕变为独裁；离开民主谈宪政，宪政将成为无源之水。当代理想的政治必然是建立在宪政、法治的基础上，体现和尊重民意，以人权保障为终极追求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的不发达则构成民主宪政的重要威胁。美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沃尔特·莫菲将制约宪政实现的“环境”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特定国家的宪政制度是在特定的国际关系内运作的，国际社会关系既影响一个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事务，有时又影响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如强国对弱国内部政策的左右就是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却因素。二是内部环境。其包括八个子项目：（1）一个有能力实行宪政的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2）国内的宪政制度没有武装力量的挑战与抵制；（3）公民们对宪政制度的拥护，以及有足够的政治技能，保证政府依法治理，而公民个人也服从法律规则；（4）人民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充分的信息交流；（5）人民高度的文化与文明水平及对政治原理的认同；（6）经济、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合作；（7）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不至于因为贫穷发生革命，经济制度与政策必须保证一定水准的生活，并使每个人都有希望；（8）培育一种支持宪政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表现在实际生活的价值取向中，因为如果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发生冲突，就不可能实现政治价值。3尽管这种列举式的分析方法未必全面和合理，但却勾勒出了实现宪政价值所应具备的背景。这八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物质文明方面（1和7）、政治文明方面（2、3、4、6）和精神文明（5和8）等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发现小康社会的实现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我国民主宪政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内在机理，是实现民主宪政所必需的生态环境。没有小康社会作基础，民主宪政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源。只有在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才能推动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进程，一改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有宪法，无宪政”的宿命。其次，民主宪政的发展也为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没有民主宪政的同步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菌。4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其要求必须限制国家的权力。财产权有赖于明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市场经济就不能产生和发展，人就没有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要求，就无法在市场中平等、自由地进行交易，参与竞争；产权不明确，人在社会中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中产生的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人也没有迁徙的自由，人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5人对财产没有支配权，没有对由此产生的合法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持久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市场经济要求人有独立的财产权，人人均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必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立宪，也没有形成与宪政相适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使得立宪活动流于形式，始终未跳出“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怪圈。实践证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宪政。反思历史，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这无疑是为实现民主宪政奠定了牢固的根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其二，生产力的不发达也影响着宪政制度的发展，即民主宪政还受到贫穷的限制。在贫困的状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保护自己的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等宪政问题不会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充其量也只能是社会精英们的要求；贫穷还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动乱，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使得政治权威的强大甚至膨胀似乎成为社会秩序化的必要条件，这往往容易导致国家政治权威把正常的宪政秩序置于一边，为了社会的稳定而采取一些置宪法原则于不顾的违宪措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政府为了迅速改善经济状况，常常强化国家行政权力，而国家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官员们的政治特权和政治腐败。总之，“宪政的实现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来自贫穷的限制。”从国际社会来看，“宪政的实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的障碍。排除这些障碍，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善与改革。” 7亨廷顿说过：“许多贫穷的社会将继续处于不民主之中，只要他们继续贫困下去”，“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8亨廷顿的判断是针对民主发展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宪政发展。可见，民主宪政与经济繁荣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二者相辅相成的，而市场经济是政治民主的真正土壤，民主宪政是经济繁荣的希望所托。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构成了近代宪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追求。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宪政理念产生、演变、成熟的历史，政治文明实现的落脚点在于宪政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其一，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前提和基础。9政治文明之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原因在于：首先，政治文明是与政治国家相伴而行的。人类社会早在公元前800年前后的古希腊城邦就有了作为政治文明之核心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大会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本质所在，也是民主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再次，从政治文明的规范形式上看，1776年的北美《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及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既是近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近代政治规范文明的基本表征。
其二，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自然延伸，也是政治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10作为政治文明成熟的最高阶段——宪政文明，体现了当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内涵，决定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政治改革的典范。民主宪政本质上是政治文明的延伸及其发展成熟的最高体现。从政治文明发展到民主宪政是政治史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结论。现代政治文明最终以民主宪政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宪法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法治基础。因此，民主宪政的确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化和宪法化的结果。
（三）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发达与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小康社会的实现必然要求全社会形成一种多元的健康的科学的文化局面，以及人们法律意识、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为民主宪政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理念指引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上追根溯源，宪政是西方诸多文化的共同产物。即诸如希腊哲学、罗马的实证主义、基督教信仰、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的个人主义哲学等这样一些西方文化因素混合的产物。作为宪法理念中的核心的人民主权、法治、个人人权、宪政主义等范畴的内涵都溯源于这一文化的母体。西方自然法思想对宪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入国家状态之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财产权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法改变的，利己的动机是人积极进取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督教有一种“原罪”的学说，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贪欲。但要追求自己正当的利益，人人利己并不可怕，而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利己则是可怕的，因此需要制定宪法，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11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是全民宪政意识的形成。实现民主宪政实际上就是确立民主、自由等权利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过程。
其二，百年来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引发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国本土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衍生的文化变迁，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华文化正统独尊为大的局面，小康社会的多元健康科学的文化局面正在形成。12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推崇国家主义和义务本位的封建文化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乃至最后的抛弃。文化单一和文化专制的情形不复存在，百花齐放的多元社会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而人的思维也随同多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法律信仰的树立，道德素质的提高等等也都将为宪政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从而形成一种崇尚宪法，依法办事的良好的宪政秩序。
三、民主宪政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因此，产权的界定和保障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任何类型的国家都可以提供财产权的界定和保障服务，人类何以偏偏对民主宪政情有独钟呢？这是因为宪政国家是体现自由、限政、法治精神的制度安排，它能为市场提供稳固、有效的财产权保障。而在前宪政时代，社会成员的财产权随时都会遭致蛮横、肆虐的专制权力的侵害。13
其次，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提供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14市场经济是极其脆弱的，它经不起战乱和动乱的考验。民主宪政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局面，它通过代议民主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避免了前宪政时代由权力转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体系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这种改革模式，带来了诸如权钱交易、腐败蔓延、赤贫暴富、社会失范等种种“坏的市场经济”现象。而坏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偏差，目前我国经济转轨中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如何退出私人领域，把其活动限制在公共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予以纠正的过程；修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补充、完善和升华的过程。16
（三）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的高级形态，它极大丰富了我国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时代，由于等级制度和剥削的存在，精神文明在总体上还处于初级形态，而民主宪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人的平等与自由，它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的解放，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们相处在和谐、互动、合作、奋进的社会环境之中，这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法制的完善。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文明形态。17
其二，民主宪政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这里所讲的法制，无疑就包括民主宪政在内。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民主宪政制度根植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它体现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载体，包含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确认、追求和信仰。一句话，民主宪政是宪政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宪政文化蕴含的个体人格独立，权利意识、平等观念，社会公德意识，官员的从政道德等本身就构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8可以说，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其三，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首先，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如我国宪法总纲部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若干规定，就确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此外我国现行宪法第22条也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这一宪法原则为公民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充分保证我国文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促使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繁荣发展，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环境保障。19精神文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下进行的。民主宪政通过法律的权威，对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从而保障了社会环境甚至净化了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民主宪政的形成与发展，对全体公民也是一种教育力量，能引导人们明确自身权利义务，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从而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结语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必须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同时，积极推动民主宪政在我国的生成与发展，用民主宪政来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小康社会的建设，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来夯实民主宪政的根基，使民主宪政在我国真正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1 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M]，载《公共论从》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8页。
2 林广华，《论宪政与民主》[J]，《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3 [美]沃尔特·莫菲，《东欧的宪政民主》[J]，载于《比较宪法项目论文》英文版，1990年6月。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1987年11月15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1月10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1988年5月14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条例修正案》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6年3月28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19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贵州省西南地区布依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的辖区为兴义市、兴仁县、普安县、晴隆县、贞丰县、安龙县、册亨县、望谟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设在兴义市。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州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任务。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州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带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把自治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教育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依法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州保护华侨、归侨、侨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在自治州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州内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依法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人民进行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人民进行国防教育，做好国防动员、拥军优属、征兵、优抚、安置和民兵、预备役等工作。
第二章 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根据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可以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其他民族亦应有适当数量的人员，并且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根据民族分布情况，应当相应有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
第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州长由布依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亦应当有适当数量的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根据民族分布情况，应当相应配备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是自治州的审判机关；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法律监督机关。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人员。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使用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使用汉语或者布依语、苗语。公务文书和审判文书、检察文书等使用规范汉字。
自治州内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名称牌匾，应当使用汉文、布依文、苗文三种文字。
第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依照自治州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可以作为自治州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和使用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各级干部、妇女干部和各类人才。
自治州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对当地少数民族应当予以照顾。
自治州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人才参与自治州的建设，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他们提供优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到边远艰苦地方工作的人才、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在就业、就学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应当配备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州在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予以照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总编制内，确定和调整自治州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员额，报经批准执行。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州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自治州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建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隶属于自治州的企业、事业，未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州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享受国家和省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自治州安排在各县、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县、市财政财力情况，给予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和监督自治州内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在自治州内建设的重点项目缴纳的耕地开垦费，自治州享受优先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开垦新耕地的照顾。自治州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一规划，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扎实稳步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各项权利。保护农民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自治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粮食生产，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效益农业和特色农业，扶持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实行天然林保护、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采伐限额制度，加强石漠化治理、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破坏林草植被。
自治州依法确定森林、林地和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个人所有的林木允许依法继承、转让和自主处理。
自治州征收的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等，专项用于自治州发展林业。
自治州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草山、草场的保护和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态畜牧养殖业，建立和完善疫病防治、良种繁育、饲料和畜禽产品的加工、储运、销售以及技术咨询服务体系，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自治州坚持合理利用水体资源，发展渔业生产及特色水产养殖。严禁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水生动物。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加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防治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防治水土流失和水体污染，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帮助解决缺水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困难。
自治州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
自治州鼓励、支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在自治州内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照顾当地群众的利益。
第三十条 自治州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自治州内开发资源或者进行建设时，应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加强扶贫工作，采取特殊措施，帮助贫困乡村解决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利用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生物制药和农产品加工等地方工业，鼓励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州内的矿产资源，对可以由自治州自主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州内的矿产资源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发展乡镇企业，支持乡镇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扶持民族贸易、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给予照顾。建立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州级储备制度。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运输网络，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快乡村公路建设，提高公路等级和交通运输能力。加强公路的管理和养护，监督管理交通运输市场，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信和信息事业，促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民族工业用品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等的建设，促进商品和物资流通。
第四十条 自治州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和区域经济合作，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吸收外来资金和技术参与自治州的经济建设，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州鼓励自治州内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享受国家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的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加强城镇建设和管理，合理布局，统一规划，逐步推进城镇化进程。
自治州的城镇规划和建设，应当保持和体现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制定和完善旅游产业规划，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旅游资源，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品牌，发展旅游业。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增强财力，节约开支，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支出，设立机动资金、预备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并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自治州加强对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自治州财政预算的调整，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提请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享受上级财政支持自治州财政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照顾。
自治州享受上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和省确定的其他方式的照顾。
自治州因国家政策调整、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特殊原因致使自治州财政减收的，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四十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专项补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对需要加以照顾的税收项目，报经批准，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自治州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在自治州内设立分支机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对自治州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信贷资金。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加强审计监督工作。对重大事项的审计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五章 社会事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制定自治州的教育规划，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学校的校园、校舍和其他校产，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侵占和破坏。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就读学生完成学业。
自治州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采取特殊措施发展民族教育，设立民族中、小学；在普通中学和高等院校设立民族班、民族部、民族预科班；设立寄宿制、半寄宿制中、小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使用规范汉字。对于不通晓汉语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可以实行双语教学。鼓励和提倡优秀的民族文化进校园。
自治州的普通高中和高等院校，对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倡尊师重教，保障和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鼓励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鼓励企业联合举办职业技术学校或者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鼓励和支持集体、个人举办职业技术学校和发展职业教育。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施科技兴州，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加大科技投入，普及科技知识，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鼓励和扶持民办科技产业发展。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对在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培养文艺创作人才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自治州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影剧院等文化设施建设，对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给予扶持。
自治州加强文化市场的建设和管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自治州加强对民族理论、历史、文化、典籍等方面的收集、研究、整理、翻译、出版等工作，挖掘、抢救、保护革命遗址、名胜古迹、历史文物、民族民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加强城乡体育场（馆）等设施建设，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加强竞技体育队伍建设，提高体育竞技水平。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工作，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自治州加强对中医药、民族民间医药的发掘、研究和应用，发展民族医药业。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提倡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第六十一条 自治州在处理涉及自治州内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帮助聚居在自治州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可以依法采取适合本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第六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民族乡的农业、交通、通信、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扶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大对民族乡教育的投入，采取特殊措施加快民族乡人才培养。
民族乡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超收和支出节余的资金，由民族乡自行安排，支大于收的由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帮助自治州内散居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社会事业。
第六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每5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在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布依族、苗族的传统节日，全州各放假1天。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每年5月1日为自治州成立纪念日，全州放假2天。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1988年5月1日起施行。
